首页 -> 2008年第5期
“文化大革命”前夕的留法岁月
作者：姚企新
我们在学校7点半开始上课，一直到下午2点左右，中间有一次课间休息，下午复习功课或做作业。给我们班上课的是名法国女老师，对我们很友好，也很有耐心。这个学校的教学是“听说领先”，不准我们看书，不准交头接耳说汉语，不准查字典。开始我们都感到很困难，不过在后来的翻译工作中我们体会到这种学习方式对学习地道的法语有利。这名女老师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逢年过节会邀请她到我们住所吃饭。她多次夸奖“中国学生很勤奋、很聪明、守纪律、懂礼貌，是我带过的最出色的学生！”
为了放松紧张情绪，有效地锻炼身体，在夏天我们到附近的游泳池游泳。有时候也和大使馆的官员们一起到郊外游览。比如，参观访问周恩来、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活动过的地方，参观巴黎公社墙、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凡尔赛宫等。还参观过拿破仑的夏宫枫丹白露，也到过英吉利海峡岸边游泳，还结合当时的《人民日报》登载的“大墙后面”，参观了巴黎郊区的贫民窟。十多年后我旧地重游，发现原先的贫民窟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栋栋高层公寓楼。
正当我们在巴黎踌躇满志地努力学习，准备将来更好地报效祖国的时候，国内开始酝酿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波及到中国的每一个领域和角落，我们在国外的留学生也不可避免。这场运动不但改变了整个留学计划，也改变了留学生的个人前途和人生命运。
“文化大革命”中的留学生园区
1966年上半年国内“文化大革命”初起，大家并没有特别关注。直到下半年毛泽东主席亲自出面支持，同学们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开始支持毛主席和中央的决策，进入了正面教育阶段。但是国内的形势毕竟离我们遥远，影响力受到客观条件的极大制约。从严格意义上讲，直到回国前国外的留学生并没有真正地“搞运动”，而是坚持正面教育和学习。所谓的“乱”，基本停留在思想认识的层面上。
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有原因的。首先是中共中央关于驻外人员在具体做法上实行“内外有别”、“在国外不能搞运动”的方针是正确的；其次，驻外使领馆领导贯彻中央的指示是认真的；第三，留学生中严格的管理制度是有成效的；最后，留学生的整体素质是比较好的。正是这样一些特殊条件的综合作用，使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外的留学生园区比之国内高校来相对平静得多。在那里没有红卫兵组织，没有大串联，没有大字报，更没有出现打、砸、抢、烧、抓那样混乱的局面。
当然，在国外也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净土”。国内刮风国外起浪，历来如此。国内的政治运动通过无线电波传到我们中间，特别是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的壮举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引起了留学生的重视和不安。1966年12月底达到高潮，有个别同学的偏激情绪产生得更早一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边学习，一边生活，一边受到国内政治运动的影响。
在政治学习中，同学之间逐步产生了对国内“文化大革命”看法上的分歧，有时发生一些争论。起初还能控制在比较正常的范围之内，后来逐步升级到对留学生办公室同志“不听话”程度，甚至争论到很晚影响邻居休息，他们向中国驻法使馆提出交涉和抗议。有一天晚上，部分同学到大使馆请求黄镇大使同意让我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仅用了20分钟时间，在大巴车出发前写了一封语气激昂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写得激情恣肆，读得音调高亢激昂。
黄镇大使亲自接待了我们，并表示理解我们的心情，他还表示会将我们的意见向国内有关部门汇报。黄大使也提醒我们，在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之前，仍然要好好读书，不要串联，要注意内外有别。这封信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6年，由黄镇大使交还给我本人，这已经成为了历史的笑柄。受国内“破四旧”的影响，有些同学把法文字典里的裸体雕塑、油画等视做黄色的东西，用笔涂掉或者剪掉，使得一本好端端的字典变得凌乱不堪。
我们回国前不少法国记者前来采访，特别是一些右派报纸的记者，不时地到我们住处拍照。记得有一次法国《晨报》记者来拍照，在报纸上刊登文章骂我们留学生“是一群蓝蚂蚁”。这份报纸还将刘敖明、彭荷英和我的图像刊登出来。大概内容是我们放学回宿舍，记者拦住我们拍照，我和刘敖明用书包挡住不让拍，而彭荷英正好站在大巴里看着记者。这样一来，我们3个完全进入了相机视线，被定格在了报纸的画面上。
按照正常工作安排，1966年暑假后我们要转到巴黎大学学习。1967年1月18日，黄镇大使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留学生住处，郑重其事地向我们宣布：教育部和外交部联合通知，调你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通知中指出“64级原则上毕业分配，65级休学半年”。当时，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兴奋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家先是静默片刻，紧接着就是一片欢呼声。周围的法国人不知道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惊奇地向我们房间张望。就是这个通知，一下子改变了我们的前途和命运。
我们开始做回国准备。不知道是谁发起的建议，每个人把积蓄的法郎上缴给使馆。因为通知说65级同学半年后回来，所以我们不必带所有的东西回国。特别是北京的同学可以不要带被子褥子，他们可以回家居住。但是外地的同学就不同了，一定得将自己的被子褥子带走，黄镇大使说北京滞留了许多外地的学生，库存的被子褥子都已经用完了。一些书籍也可以留下，反正要回来的嘛！当时，大家都相信黄镇大使这话是真的，谁都没有想到历史嘲弄了我们。
走自强不息之路
1967年底，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留学生中的部分人准备再次出国学习，其他同学也被安排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继续深造。后来，因为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都未能成行。十多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政府重新外派留学生，但这与我们不再有任何关系。
1968年底，我们这两批留学生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下，奔赴河北省唐山百各庄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两年。我们中的一些人希望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锻炼成长，但是也有不少人对此想不通，因为在我们的前面等待的是一个未知数。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我们多虑，许多人经过农场锻炼后，又经历了多年的艰难曲折和苦苦奋斗，才有了比较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那段历史转瞬间过去了40年，当初风华正茂的学子已经步入花甲之年。回顾新中国第二波留学潮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都应当珍惜今天的美好环境和条件，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功立业。我们特殊的留学经历所磨砺出来的对祖国的无比忠诚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中国留学史上同样是绚丽多彩的篇章之一。
（责任编辑谢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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