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郭沫若、宋庆龄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

作者:张柏春




  郭沫若:是否还应该照顾到区域性的不同?比方在亚洲,大多数国家都有强烈的民族独立的要求,是否要照顾到这种要求,以便顺利地开展和平运动?(我并且举出了最近在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上朝鲜、越南两个代表团不满意大会未把解决战俘问题办法及要求撤退外国军队写入宣言的事情。)
  斯大林:不好。你们不要把两件事混在一起。民族独立的工作,要另外来做。你懂得这个意思吗?
  郭沫若:斯大林同志的意思我懂得了。我还有一件事想请问斯大林同志的意见,这问题我已向法捷耶夫同志提出过了。这个问题就是:约里奥·居里表示想要到中国去,如果法国局势更恶化,以致他不可能再在法国活动的话。这样他可以一方面帮助中国研究科学,另一方面仍可领导和平运动。斯大林同志对这件事的意见怎样?
  斯大林:(把铅笔搁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在纸头上画,声调高了一些):法国朋友太感情了。法国的局势不会变化得像所说的那样利[厉]害。就是局势变得再坏些,他为什么就那样容易地考虑离开自己的祖国?他应该学习日本的德田球一同志的榜样,他在祖国工作下去,一直坐了十几年监狱。他做和平运动有什么不好?法国政府要逮捕,就让它逮捕吧。要坐监,就坐监吧。我想,用不着十多年,法国就可以解放了。他也应该学习一个法国的女孩子的榜样,她为了阻止法国政府把军火运到越南去屠杀越南人民,而卧在铁轨上。他当一个民族英雄,这有什么不好?我假使是约里奥·居里,无论环境怎样恶劣,我是决不轻易离开自己的祖国的。
   你们不应该劝他逃亡。
   宋庆龄:时间已经很晚,我们应该告辞了。
   斯大林:不要着急嘛,要好几年才能见一次面。哦,还不只好几年呢。
   宋庆龄:是的,我在一九二七年曾会见过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还记得吗?
   斯大林:怎么不记得,我们不是在加里宁同志的家里见面的吗?你看,我们要二十五年才能见一次面呀。
   宋庆龄:斯大林同志那一次的指示,我始终没有忘记。那时我问斯大林同志:我回到中国去后应该做些什么工作?斯大林同志说:你应该做一切你能够做的工作。
   不过,我们很怕斯大林同志会太疲劳了。
   斯大林:你要使我疲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郭沫若:你的时间是很可宝贵的[“可”字是多余的]。
   斯大林:我们这样谈也很有意义啦。不过,你们一定要告别,那也是可以的。那么,就下次再谈吧。
   郭沫若:宋庆龄先生决定在明天乘火车离开莫斯科返国;我决定乘飞机回去。
   斯大林:哦,走得那么快吗?我本来要请你们吃饭的,这样也来不及了。
   费德林同志,要告诉他们给宋庆龄先生挂一节专用的车厢。
  
   谈话至此,我们即告辞而去。在将近两小时的谈话中,斯大林同志足足画了三张半纸头。
  
  (廖盖隆笔录,郭沫若校。一月二十七日)
  (原稿篇名为《和斯大林同志的谈话》,郭沫若口述。方括号中的文字为整理者张柏春加的注。)
  (责任编辑刘荣刚)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