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不寻常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二)

作者:孙中范




  方案中副委员长有:康生、刘伯承、吴德、赛福鼎·艾则孜、郭沫若、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或荣毅仁、李素文、谢静宜;
  副总理有: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乔冠华、方毅。
  另外,对陈云、徐向前、聂荣臻、韦国清、谭震林、李井泉等老革命如何安排,周总理设想国务院设顾问,他们是作国务院顾问还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需请示毛主席决定。
  方案还列有:叶剑英兼国防部长,余秋里兼计委主任,谷牧兼建委主任,华国锋兼公安部长,乔冠华兼外交部长,方毅兼外经部长等。
  12月21日夜,周总理第二次对名单方案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名单中增加陈云、韦国清二人。
  经过周总理煞费苦心精心拟定的人事安排名单,提出了两个方案供毛主席决策。其中大方案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数多一些,包括一批老革命和各方面知名的代表人物,国务院安排的是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小方案是如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数不宜过多(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18人——笔者注),则将几位老革命安排作国务院顾问。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应当说是一个比较周到、各方面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案,一方面周总理想通过四届人大尽可能地使一批老革命在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得到妥善安排,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老中青相结合的原则,尽量体现毛主席当时对人事安排的意图。
  
  “四人帮”插手人事安排
  
  关于国务院各部委的人事安排,“四人帮”与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也是有争议的,江青、张春桥等竭力想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
  据吴德(当时吴德兼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回忆,在周总理与张春桥、江青谈话时,他们提出要建立文化部,并让吴德任部长。吴德提出负责北京市的工作已很繁重,又不懂文化工作,前一段负责文化组时很多工作也没有做好,他向周总理提出不当文化部长。后来,张春桥又提出让吴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长,吴德还是想离开国务院文化组。周总理考虑总得有一位政治局委员做人大常务副委员长,经再三衡量还是吴德比较合适。周总理找吴德谈话说,王洪文自己提出他不去人大,他不干;让华国锋去,华国锋也不干;总要有一位政治局的同志去,因为朱老总和董老岁数大了,彭真就是副委员长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还是你去做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合适。周总理这个建议得到毛主席批准。
  酝酿由谁当文化部部长争议很大。“四人帮”提出让于会泳当文化部部长,吴德提出文化部部长要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担任,于会泳、刘庆棠等在文化界不一定能领导得起来,他曾提名上海的著名教授刘大杰当部长。江青他们坚决反对,坚持让于会泳任部长,刘庆棠、浩亮任副部长。最后,由于“四人帮”的坚持,于会泳还是当了文化部部长。
  对教育部部长的争议也很大。“四人帮”始终坚持让迟群作教育部部长,周总理同李先念、纪登奎多次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决不能让迟群作教育部部长。周总理在听取政治局同志的意见时,曾有人提议让上海陈望道作教育部部长,最后周总理反复考虑还是坚持让周荣鑫作教育部部长,李先念、纪登奎都拥护。李先念提出铁道部让万里任部长,周总理赞成。最后他们议定:对教育部和铁道部的人选一定要坚持,对文化部和体委可作些让步。李先念曾同纪登奎开玩笑说:“文化部也不让他们干,他们就失业了。”
  关于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的人选,经过激烈的争议,“四人帮”只争得了文化部和体委两个席位。在周总理拟定的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的名单中,主要是考虑了两部分人:一是启用了一批有丰富领导经验的老干部,如外贸部部长李强、二机部部长刘西尧、煤炭部部长徐今强、石化部部长康世恩、水电部部长钱正英、轻工部部长钱之光、交通部部长叶飞、邮电部部长钟夫翔、财政部部长张劲夫等;另一部分是为了保持国家机关工作的连续性,留任了一批军代表作部长,如农林部部长沙风、冶金部部长陈绍昆、一机部部长李水清、三机部部长李际泰、五机部部长李成芳、七机部部长汪洋、商业部部长范子瑜等。
  关于提名李素文和谢静宜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问题,与中央筹备工、青、妇三个组织的人选有关。
  王洪文到中央工作不久,在1974年他就伸手抓工、青、妇三个组织的筹备工作。他提出由北京、上海、山东三省市各推荐一名负责人。上海推荐金祖敏担任全国总工会筹备组组长,北京推荐谢静宜担任共青团中央筹备组组长,山东推荐杨坡兰担任全国妇联筹备组组长。在审定四届人大常委候选人名单时,周总理提出,为了便于人大常委会议事方便,在京的人大常委要占多数。为此要调一批工农中委到工、青、妇工作,并兼人大常委,这批人大部分担任了工、青、妇筹备组副组长。后来,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提出了对工、青、妇领导班子的调整意见,他要求增加一些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派性严重的人不要。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中组部对工、青、妇领导班子名单作了调整,拿下了唐岐山、梁锦棠、鹿田计、董明会、张洪池等一批造反派头头,增加了王崇伦、韩荣华、马恒昌等一些劳动模范和老干部代表人物。
  在酝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周总理和纪登奎商量同时考虑工、青、妇主要领导人的问题。周总理曾问纪登奎,工会金祖敏的情况如何?纪登奎说,金祖敏在上海是王洪文的得力干将,他到工会就是王洪文点的名,来京后同王洪文联系频繁。因此,周总理考虑只安排金祖敏做人大常委候选人,没有考虑安排他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
  谢静宜是毛主席指定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又兼任了共青团中央筹备组组长。江青坚持要谢静宜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且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信,周总理只好把谢静宜列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人选。
  全国妇联筹备组组长是杨坡兰。她到妇联工作不久,有人以“妇联机关部分党员”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反映她“特殊化”问题。纪登奎批示:请中组部派人调查,并把调查结果报告中央。郭玉峰派我和中组部干部组魏焕章、李竹林去调查。我找了全国妇联机关的老领导康(克清)大姐、李宝光等谈话了解情况,魏焕章、李竹林分别找全国妇联筹备组的领导和部分机关干部谈话。经过调查我们一致认为,来信反映杨坡兰“特殊化”的问题情况不实。多数同志认为她是劳动模范,为人还比较朴实,对自己的要求还比较严格。中央安排工、青、妇筹备组的领导住在京西宾馆,她爱人出差来京,她不让爱人同住京西宾馆,而是住在附近的招待所。但是,大家普遍反映,杨坡兰是劳动模范,长期在基层工作,组织领导能力较差,打不开工作局面,很难胜任全国妇联一把手的工作。我们将调查的情况向郭玉峰作了汇报,他同意我们的看法,让我们以中组部调查组的名义给纪登奎并中央写了调查报告。纪登奎听了郭玉峰和我的汇报后说:看来要考虑调整全国妇联的主要领导人。郭玉峰当场建议请邓(颖超)大姐担任全国妇联主席,纪登奎当即表示同意,但他说这要同总理商量后再作决定。后来纪登奎传达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坚决不同意邓大姐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全国妇联主席的人选要再考虑。纪登奎也曾向中央建议由蔡畅、邓颖超担任名誉主席,康克清任主席,周总理还是不同意。王洪文、吴桂贤曾提议杨坡兰任主席,康克清、李宝光等任副主席。郭玉峰坚持杨坡兰水平太低,当不了妇联第一把手。这样,全国妇联的领导班子始终定不下来。
  在一次纪登奎同李先念交换意见时,李先念提议李素文当全国妇联主席。经了解,李素文是沈阳一个副食商店的售货员,先后当选为沈阳市劳模、辽宁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全国妇女“三八”红旗手;1963年当选为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在大会上作了《为革命卖菜》的发言,周总理带头多次鼓掌;1965年被商业部授予全国财贸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还在北京举办了“李素文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李先念为展览剪彩并讲了话。当时她担任辽宁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团省委书记、十届中央委员。李先念对李素文比较了解,他的建议纪登奎完全同意,并让中组部给中央写了请示报告:建议蔡畅、邓颖超担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李素文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李宝光等任副主席。中央政治局讨论已经同意,后来全国妇代会因故未开成,此议没有成文。在周总理同中央政治局同志酝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李先念再次提议李素文列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纪登奎赞成并说,李素文当副委员长比他们(指“四人帮”——笔者注)提的人选更可靠。周总理同意这个建议,将李素文列为副委员长人选,报毛主席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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