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亲历中苏（俄）边界谈判
作者：李凤林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与从越南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首都机场进行了会谈。这次会谈对于中苏关系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至少双方都意识到，紧张局势必须缓和下来，这符合双方的利益，而恢复边界谈判是重要步骤之一。
第二次边界谈判于1969年10月恢复，断断续续进行了10年，至1978年6月告一段落，其间有三次间歇都超过一年。苏方团长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副团长为边防军参谋长马特洛索夫将军；中方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副团长为总参外事局长柴成文将军。后来中苏双方几次更换团长和副团长，苏方团长从1970年8月起由伊利切夫副外长担任，不同时期担任副团长的有甘科夫斯基将军、留宾将军、洛巴诺夫将军；中方担任团长的有韩念龙副外长和余湛副外长，担任副团长的有蔡洪江将军和李旭阁将军。这一轮谈判的主要特点是，中方的最大关切是解决安全问题，而苏方对此并不理解，用苏联代表团团长伊利切夫的话说，这一谈判整个是一场“聋子对话”。
这次谈判是根据两国总理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达成的协议而恢复的。当时他们关于边界谈判有几点重要的谅解：一是维持边界现状；二是避免武力冲突；三是有争议的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四是双方发生争议时，由边防部门联系解决。9月19日周恩来致信柯西金，提出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几项临时措施，希望柯西金予以确认，并且成为两国政府间的协议。但是柯西金在25日的回信中对以上措施没有确认，只谈到已向苏边防部门发出指示，严格维持现状等等。10月6日，周恩来又致信柯西金，指出柯西金在来信中并未确认已达成的谅解，因此中方强调，在边界谈判开始后首先应就维护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
可以看出，双方的态度和关注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中方希望消除，或至少缓和来自北方的威胁，苏方则不以为然，这反映了强者和弱者的不同态度。苏方更不想承认争议地区的存在，因为这同苏联关于边界领土的理念相左，而“维持现状”就是维持苏方主张的边界线。这些差异注定了这一轮谈判难以取得成果。
谈判一开始中方就提出了“中苏两国政府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人员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的协议”草案。这一草案还包括了双方不对对方使用核武器和飞机不越界的条款，可见中方对安全问题的关注。但是苏方一开始就拒绝讨论“临时措施”，双方就是否存在武力威胁、两国领导人1969年9月11日到底达成了什么谅解等等，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后来苏方终于同意讨论“临时措施”，双方交换了几次方案，总是谈不拢。这10年谈判实际上并没有讨论边界走向。
这一次谈判具有的积极意义，是在中苏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边界谈判是当时两国之间唯一的正式交往渠道，便于双方就重大问题，特别是可能引起双边紧张关系升级的问题，包括边界纠纷，及时进行沟通，有助于缓和两国关系的紧张气氛。
第三阶段谈判：协商解决所有问题
1978年第二次边界谈判结束后，中苏两国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1979年9月至10月，中苏两国政府特派代表就如何处理将于1980年到期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进行了谈判，1982年10月又开始两国特使（副外长级）的政治磋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是愿意改善中苏关系；二是愿意按国际法通行原则解决边界问题。对此，邓小平做出了积极回应。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界谈判于1987年2月重新启动。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均由参加政治磋商的副外长担任，中方团长为钱其琛副外长，苏方团长为罗高寿副外长。实际上大致由一个班子进行两种谈判：国家关系正常化谈判和边界谈判。两种谈判进程是相互促进的。这段时间里中苏双方都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采取了一些积极步骤，两国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领域的合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1987年2月重新恢复的边界谈判，开始正式对中苏边界东段的走向进行具体讨论。在两国特使的政治磋商中，中方主张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应消除三大障碍：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联从蒙古撤军，把中苏边界驻军恢复到1964年的水平；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苏联方面先是以“不损害第三国”为借口，拒绝讨论，但后来逐渐做出松动。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与邓小平举行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与此同时边界谈判进展顺利，双方都采取了解决问题的态度。中方真正关切的，是为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包括同一些重要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而解决中苏边界问题，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方面终于认识到中方的立场是合情合理的，“争议地区”确实存在，应该协商解决。1991年5月16日中苏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边界东段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国界东段的协定》），转年经两国立法机关批准生效。这一协定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文件汇编》中公布。这一协定确定了中苏东段98％的边界走向，只剩两个问题未取得一致：黑瞎子岛洲渚和阿巴该图洲渚。此后中国又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分别签订了边界协定，解决了边界线的所有问题。
2004年普京总统访华时，双方签署了协议，中俄边界最后的两个问题，也确定了最终解决办法，即把两个地区大致平分。至此中国同俄罗斯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线都已最终明确划定。
1991年中苏协定签署后，双方用了8年的时间进行勘界，至1999年全部完成既定的勘界、立标、起草《边界叙述议定书》和地图绘制工作，共设界碑1183个。剩下的两个未划界地段通过2004年10月两国签订《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2005年双方立法机构批准后，也已完成勘分任务。
其间，中国同中亚三个共和国的勘界立标工作也已完成。
在中俄第三次边界谈判中先后担任团长的，中方有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田曾佩、戴秉国、张德广、刘古昌，部长助理李辉；苏方有库纳泽、潘诺夫、卡拉辛、沃罗比约夫。
总之，中俄关系走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中俄边界问题最终彻底解决，对中俄关系的发展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俄之间4000多公里的边界成为睦邻友好的边界，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消除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后一个障碍，中俄两国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长期保持睦邻友好，共同发展，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本文原为李凤林大使为中央党校姜长斌教授著作《中俄国界东段的演变》所作的序言。该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略有改动，内容有删节）
（责任编辑 李树泉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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