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亲历中苏（俄）边界谈判
作者：李凤林
关于中苏边界谈判的始末，许多俄罗斯学者和谈判的参加者出版了专著和论文。他们引用了许多文件，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但是，其中有许多失实与谬误之处。我想结合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就边界谈判问题谈一些史实和个人观点。
边界问题日渐凸显
边界领土问题是中苏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50多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国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边界领土问题虽然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在不同时期，就每一个国家外交的优先次序来讲，解决边界领土问题并不一定是第一位的问题。50年代中苏关系是一种政治军事联盟的“兄弟式”关系，双方在国际和国内所面临的任务远比处理边界领土问题更为重要。总体上看，边界问题当时处于搁置状态，对边界上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双方均采取了宽容的处理方式，边界保持了睦邻友好状态。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而边界问题既是关系恶化的重要起因之一，也是关系恶化的后果。1960年7月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发生了苏联边防军捆绑、殴打和驱赶中国牧民的事件，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苏方挑起的第一次边界事件。一是表明苏联当局把两党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成为国家关系恶化的刺激因素；二是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浮出水面，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国政府于1960年8月和9月两次向苏联政府提出进行边界谈判的建议，苏方先是表示无必要，后来又说不反对，但不同意进行“边界谈判”，而只能举行“核定个别地段边界线走向的磋商”。
第一阶段谈判：明确了分歧所在
第一次边界谈判于1964年2月8日起在北京举行。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是边防军司令泽里亚诺夫上将，副团长为苏联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谢尔巴科夫（后来曾任驻华大使）；中方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副团长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双方代表团成员都由外交部、边防军的一些专家组成。谈判一开始，中苏双方对边界领土问题态度的巨大差异立即显现出来。
中国方面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防止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边界领土问题服从于两国关系的整体利益。而苏联方面出于对边界领土问题的特殊立场，根本不承认存在边界问题。一句话，苏方单方面主张的边界线就是唯一“合法”的边界线，不容置疑，更不能谈判。
关于第一次边界谈判，双方的分歧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谈判一开始，中方即明确表示，确定目前中苏边界的19个条约都是沙俄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是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这是邓小平同志1989年5月16日对戈尔巴乔夫讲的。中方在谈判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1964年2月26日）就已阐明这一基本观点，这说明中方的态度是一贯的。而苏方却从一开始就对条约性质的问题进行辩解，为沙俄侵华史翻案。现已解密的苏共档案材料表明，苏共中央曾于1964年、1969年、1972年、1978年多次发出指示，批评苏联的各种出版物，包括大百科全书、历史教科书、有关地图对俄中边界形成的历史所做的“错误”阐述，并组成权力很大的中国问题专家小组，要求科学院、国家出版局、各主要报刊、出版社“纠正”出版物中的“错误”，重写俄中关系史。1964年后苏联出现了一个修改历史的高潮，其中不仅涉及俄中关系，还涉及俄国同其他民族共和国关系的历史。修改历史的核心目的就是“证明”1689年《尼布楚条约》是对俄的“不平等条约”，是清帝国强加于俄国的，而后来俄国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迫使清朝签订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是俄国“收回失地”。在1964年2月至8月的谈判中，双方就这个问题的辩论占去了很多时间。我们当时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自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对待历史问题时却完全把马列主义放在一边：沙俄侵华的历史，这本来是国际公认的历史事实。
关于谈判的目的，中方主张通过谈判，平等协商解决全部边界问题，苏方则声称边界早已划定，这条边界是条约划定的、历史形成的，由苏联边防军人实际守卫的。这三条线归根结底就是一条线：苏方认为“边界”在哪里，边界线就在那里，两国不存在任何边界问题，也就不必进行边界谈判，只是因为划界、勘界已经过去多年，地形难免有些变化，只对个别地段加以核定即可。中俄边界走向本由条约划定，但有的地方并没有条约依据，却被苏方占领（如唐努乌梁海以及东部的界江、界河、山岭、湖泊等处均被苏军越界占领），有的只有军事分界线（如帕米尔地区的萨雷阔勒岭一线），对这些苏方都用“历史形成”或“实际控制”加以解释。
关于谈判的基础，中方主张以条约为基础，而苏方则强调以“条约文件”为基础。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在帕米尔地区，虽然边界未正式划定，但是有关条约确定了边界的走向，苏方却把双方就军事分界线的一个换文列为“条约文件”。还有在黑瞎子岛地区，条约与附图之间有矛盾，如按条约文本，则对苏方不利。总之，苏方的一切主张和论据都是为了守住苏方所控制的“边界”。
第一次边界谈判进行了半年，双方虽然进行了激烈的对话，但也并非毫无效果，起码双方明确了分歧所在。首先，交换了地图（东段1：100000，西段1：500000），图上明确标出了双方主张的边界线，其意义还在于：其一，中方明确表示：不要求收回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但是具体的边界线应当搞清；其二，明确了双方地图划法和实际控制线不一致的争议地区；争议地区的面积大约3.5万平方公里；其三，在工作组一级就边界全线交换了意见，而且就河流边界的划界基本原则苏方专家也不得不同意中方意见，即：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分界，非通航河流以河道中心线为界，并以此大致划分了河中岛屿的归属。
苏方于8月提出结束这一轮谈判，下轮谈判在莫斯科举行，具体时间另定，中方表示同意，苏联代表团于8月22日回国。中方本来指望这次谈判完全可以彻底解决边界问题，使中苏关系缓和下来，以利于解决两国国内的建设问题，但苏方在历史问题上的说法和态度出乎我们意料。看来苏方并没有准备解决边界问题：一是修改历史还需要一些时间；二是争议地区多在苏方控制之下，苏方还没有明确的对待方针，反正不必着急，而且边界问题拖而不决可以保留一个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段；三是苏国内正在酝酿推翻赫鲁晓夫，中苏边界问题并不是它的当务之急。
第二阶段谈判：整个是一场“聋子对话”
1964年8月以后，中苏两国国内和中苏双边关系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使边界问题的解决退居次要地位。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免除职务，苏联新领导面临诸多有待解决的新问题。1966年，中国国内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外交工作也受到冲击。
对于赫鲁晓夫下台，中方希望苏共能够改变做法，防止国际共运分裂，其焦点就是苏共于1964年6月提出召开兄弟党会议。此前召开了26个共产党、工人党参加的筹备会议。中方深知，这是苏共为了对中共和其他一些兄弟党采取“集体行动”而召开的会议，必然导致国际共运的分裂，因此力劝苏共不要召开这个会议。中方做的最后一次努力是1965年2月11日柯西金总理访问越南途经北京时毛泽东主席同他的会谈。苏共新领导还是坚持于1965年3月召开了所谓兄弟党的“协商会议”。中方对苏共新领导有可能改弦更张的指望落空。接着，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反帝”、“反修”成了主要任务，苏方则把中国说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全国掀起反对“毛主义”的反华宣传，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1969年3月在珍宝岛发生边界武装冲突之后，如何消除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成了中国领导人的当务之急。早在1964年5月毛泽东就提出，要警惕苏联把战争强加于我们头上。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界发生冲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中国周边环境更复杂，南北两面同时出现严重威胁，不能排除大规模被入侵的危险性。毛泽东明确感到，来自苏联的威胁更加现实。邓小平在1989年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明确指出：“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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