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王震与知识分子
作者：贺敬之
捧读再三，感动更深
王震逝世后，这一点开始有所改变。1999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王震传》，简要地记述了几个历史阶段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虽然其中有些是我过去从旁听到过并曾为之感动的，但这部传记更具体、更翔实的记述，使我捧读再三而感动更深、也感慨更深。
1928年，在白色恐怖中，20岁的王震，作为从长沙转移到武汉的地下党一个临时支部的书记，为挣到血汗钱养活追随革命而来的10名青年学生，他当苦力背运木材、拉黄包车，因过度劳累而昏倒在地。
1935年，在长征途中的贵州毕节，任红六军团政委的王震，联络、团结了当地的一位参加过辛亥革命并一度从政、不久却闭门读书的著名人士周素园，帮他组建地方武装后与红军合编一起长征到陕北。
1944年，任南下支队司令员的王震，在这次南下北返行程超过两万五千里的第二个伟大的长征中，吸收延安自然科学院和鲁艺的师生随军出征，和他们并肩携手、生死相依，用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鼓舞他们和战士们一起冲过重重险关。在敌人炮火威胁下的汾河冰滩上，自然科学院副院长陈康白情急中丢失了乘骑的骡子，滑倒再起拄杖前行。王震一面亲自抚慰，一面风趣地赋诗一首对他表扬鼓励：“吕梁山上剃胡子，汾河岸边丢骡子。死也不丢竹竿子，誓与马列共生死！”
1945年8月，在湘南被敌人重重包围的八面山中，王震和作家周立波一同忍受着饥饿，到两天没吃饭的连队战士们中慰问。一个战士幽默地说：“人要是能够不吃饭，不睡觉就好了。”王震也同样幽默地说：“周立波，你日后要写小说，就把我们这些人，写成不食人间烟火，这样才有意思。”司令员、战士和作家一起，在危难中共同会心大笑。
1949年6月，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王震，在西北战场上陕西的武功、宝鸡，甘肃的天水、酒泉等在他指挥下刚刚解放的各个城市中，在大量收集各种科技文史书籍同时，大量吸收武功农学院以及各城市中学的师生参军，为即将解放的新疆扩充建设人才。在宝鸡市虢镇，他三次登门拜访当地一位在英国留过学的电业专家刘明寰。刘明寰最终消除了顾虑，毅然说出：“我跟你走！”
1949年10月，王震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在此前后，在他的感召和推动下，内地许多省市的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和知识青年奔赴新疆。这其中有不少旧时代留下的专业人才，王震一个个地亲自寻访，解除他们各自不同的思想疑虑和历史包袱，依据其专长，大胆地委以重任。其中如植物病理学和选种学专家、原西北农学院教授涂治，被任命为农业厅长。地质学专家王恒升，解放前受到不公正对待，此时还在迪化监狱服刑。王震电请周总理批准释放，很快就任命他为开掘迪化露天煤矿的总指挥。原在上海的炼钢专家金铭钰，被王震的真诚邀请和建设祖国的雄心壮志所感动，自愿把自己创办的一座钢铁厂献给国家，将全套设备并主要工程技术人员和部分工人迁到新疆，接受任命做了八一钢铁厂的总工程师。一年后，他和王震同声欢呼第一炉铁水的奔流……
以上引述的这些事例，对要较全面地说明王震同知识分子的关系，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些都是与他本职工作直接有关的，时间止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而在这之后，还有另外的在传记中没有写到的许多重要事例。
岂止是你一家的“大恩人”
这里主要要说的是他对文艺界遭受“左”倾错误打击迫害的一些同志的援助和保护。其中突出的就是大作家丁玲和大诗人艾青。
1936年丁玲从国民党区通过地下党来到陕北苏区的瓦窑堡，受到毛主席和彭老总等红军将领的欢迎。她在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队对峙的前线认识了王震。全国解放后的1954年，酷爱读书的王震，在第一届人代会上遇见丁玲，告诉她他读了她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认为写得很好。
不料3年以后，王震想不到心目中的革命作家竟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接着又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此时，从铁道兵司令员转任农垦部长的王震，遵照周总理嘱托，把一批被原单位划成“右派”的文艺工作者接到北大荒垦区农场劳动学习和改造。他到这里视察，对他们讲的第一句话是：“我是来和你们交朋友的！共产党准许人犯错误，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丁玲的丈夫陈明1958年也被划成“右派”下放到这里，王震同他亲切交谈，同意他提出把丁玲从北京也调来这里的请求。丁玲调来后，为照顾他俩年老体弱，王震安排他们到条件较好的农场，让丁玲一面参加较轻的劳动——喂鸡和做文化教员，一面提出还请她继续写作。丁玲在日后的回忆中说，这是王震在寒夜中划亮的“火柴”，使她在冰天雪地中感到了母亲给予的温暖……
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王震自己也被冲击之前的几年间，王震多次借工作名义调他俩来京小住以调养身心，或者到垦区视察时约见他俩同餐共话。丁玲在畜牧队受到职工们表扬，畜牧队也被评为全场的红旗单位，王震为此感到十分高兴，多次在同垦区领导和农垦战线许多同志谈话中称赞丁玲。
从1962年起，王震先后多次与中国作协及垦区农场领导联系，提出给他俩摘掉“右派”帽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人的“右派”罪名得到改正，丁玲的“反党集团”冤案也得到平反。但是，有关单位的领导对所谓丁玲历史上有变节行为的错误结论却仍然不肯否定。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在和陈明谈话时说：“丁玲从南京出来，她不是到了延安吗？没到别的地方去嘛，没跑到国民党那里去嘛！”明显地表示了他是同情和支持为丁玲彻底平反的。1984年8月，中央组织部受理了丁玲的申诉，重新审查结论，经中央批准发文为丁玲的历史问题彻底平反。
获得彻底平反后的80岁的丁玲怀着无比感激和振奋的心情，加倍勤奋地工作，但不到两年就身患重病，王震接连两次去医院探望。1986年3月4日丁玲不幸病逝。王震痛惜不已，他对丁玲的家属说：“丁玲很了不起，她是提着自己的脑袋参加革命的。她长期遭受不公正对待，被开除出党，但她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艰苦的环境中，默默无闻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她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贡献。我们中华民族有这样一位女作家是光荣的。”他当即答应亲自主持丁玲的追悼会。后来，追悼会改为向遗体告别。王震亲临八宝山吊唁。
此时，此情，令人们自然地也想到了艾青。
艾青是在中国作协批判丁玲的会上为她辩护因而和她同时被打成“右派”，又同样被王震通过农垦系统尽力保护的。
由于有这许多的“同”，这里就不再详说过程和生活上照顾的细节，只说以下几个片断：
──王震在延安时就读过艾青的作品。1943年春节，艾青带领秧歌队到南泥湾慰劳359旅屯垦部队及旅长王震，从此多年相知。像对丁玲一样，王震也绝不相信艾青会是“右派”。当他刚一听到消息就毫不犹豫地把艾青找到家里，明确地对他说：“你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知道你是拥护党和毛主席的”。“你离开文化圈子吧，换换环境”，“我站在大兴安岭上，观望茫茫大森林时就想，要是艾青到这里来，一定会写出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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