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中国植物“活字典”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吴征镒系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6年获求是基金会“杰出科技成就团体奖”，1999年获“考斯莫斯国际奖”，2001年获云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2003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2007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我只是比别人多吃几颗盐”
92岁高龄的吴征镒先生是中国植物分类学、植物区系地理学、植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植物资源研究的权威学者。2008年1月8日，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吴征镒与中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闵恩泽共同荣获了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记者：您这次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感受是什么？
吴征镒：我觉得我只是尽了一个植物学家、一个中国公民应尽的责任。我没有辜负国家和民族的期望，我能够让中国人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中国历史上，“植物学”一词首次出现在1858年，当时由李善兰和英国人韦廉臣等人合作编译的《植物学》一书在上海出版。从此“植物学”一词沿用至今。
吴征镒从事植物学研究已逾60年，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中国植物学研究逐渐获得世界认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历时46年完成的《中国植物志》。
记者：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植物志》是部什么样的书？
吴征镒：《中国植物志》就是把中国所有的植物按照一定系统排列起来，分科分属，按照一定的形态标准把它们分清楚。比如栽培稻和野生稻，它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又有什么样的联系？《中国植物志》就是起这么一个作用。
记者：是不是相当于植物的户口本？
吴征镒：人口簿。
记者：搞清楚每种植物是哪个家庭里的。
吴征镒：每种植物分布在中国和世界的哪些地方，有哪些历史上已经登记的用途。我们从它的亲属关系、系统发育能够找出与它有关的这些植物，就好像找到我了，也就找到了我的兄弟，找到我的亲属，这是一样的道理。
《中国植物志》基本摸清了中国所有植物的家底，是未来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以及科学利用植物的最基础、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工作从1959年起正式启动，到2005年全部出版完成。全书80卷126册，共5000万字，5000余幅图。吴征镒从1987年起担任该书主编，在他担任主编期间，出版了其中的54卷82册，为《中国植物志》的编纂作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中国植物志》这部书一共收录了多少种植物？
吴征镒：3万多种，300多科，3000多属，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志，比此前的《欧洲植物志》、《北美植物志》、《苏联植物志》、《马来西亚植物志》都大。
记者：这3万多种植物您都能记住吗？
吴征镒：不敢说，但是其中大部分有用的、常见的，我能记住一大半。
记者：大家都称您是中国植物“活字典”。
吴征镒：这是年岁积累的结果。我已经90多岁了，这是几十年不断积累下来的。比较起来，我只是比别人多吃几颗盐，多过几条河而已。
“从小喜爱植物，因为我小时侯比较孤独”
如果说渊博的植物学知识是吴征镒几十年来学术积累的结果，那么他对植物的喜爱则多少带有几分天性。
1916年，吴征镒出生于江西九江，但他少年时期是在江苏扬州度过的。现在，坐落在扬州古运河边的吴家大院已成为扬州古城的一个传奇，因为从这里走出了三位院士兄弟，他们分别是：中国著名寄生虫病专家吴征鉴〔鑑〕、著名物理化学家吴征铠和植物学家吴征镒。在三兄弟中，吴征镒年龄最小，深得祖父吴筠孙的喜欢。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祖父突发脑溢血去世，迷信鬼神的祖母认为是吴征镒的降世给家里带来了晦气，看见他就生气。排行最小的他跟哥哥们又玩不到一起，因此家门前的小花园成了他“儿时的乐园”。
记者：您从小就特别喜欢植物吧？
吴征镒：从小就喜爱植物，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孤独。我们家对面有个花园，我经常一个人到里面玩。进门不远就是一大片孟宗竹林，所谓孟宗竹就是可以吃的一种竹子。这种竹子长在春天，我看它雨后生长，简直是神秘不可理解，因为它长得很快，所谓雨后春笋，差不多一上午就长得有我这样高了。
对植物的浓厚兴趣使吴征镒慢慢学会了解植物、采集和制作标本。1933年，吴征镒报考大学时，毫不犹豫地填报了清华大学生物系，立志研究植物学。在清华大学，吴征镒开始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植物学。
吴征镒：在植物学方面，我碰到两位老师，一位叫吴韫珍，他是江苏青浦人。他教书非常认真，在上课之前就把黑板上写满了，为此他要提早半个小时去抄黑板。另外一位叫李继侗，他是中国第一位耶鲁大学林学系博士。他带我们到野外去采标本、观察标本，这使我对植物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至今，这两位老师仍让吴征镒感念不已，可以说他们是他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引路人。吴征镒大学毕业那年，正赶上抗日战争爆发。于是他随老师李继侗从长沙步行至昆明，成为西南联大生物系的助教。
记者：您在西南联大时是第一次接触到云南的植物吗？
吴征镒：此前我只是知道云南植物很丰富，但没机会到云南。后来抗日战争一开始，我跟着李继侗老师一路从长沙到云南，这才看到云南的植物。
云南是中国植被最丰富的省份，这里植物种类占全国植物总类的一半以上。到昆明不久，吴征镒就随李继侗参加了滇西南考察团，他们沿着刚开通的滇缅公路，用一年时间横贯云南，考察了各地的植物和植被状况。这次考察让吴征镒大开眼界，在回忆文章《九十自述》中，他这样写道：“这一年来的横贯云南之行，向刚二十二岁的我提出了弄清楚云南植物分类，从而弄清楚全国植物种类的问题，为日后致力于《云南植物志》和全国植物志的课题打下了思想认识基础。……从而更加坚定了我的终身志向，一定要立足云南，放眼中国和世界植物的宏图大愿。”
然而，吴征镒高远而宏大的志向在现实环境中却显得非常脆弱。由于战乱，当时的文献资料十分有限，到野外考察的机会也因经费短缺而搁浅。吴征镒的宏图大愿几乎看不到实现的可能。但让人钦佩的是，困守昆明的吴征镒从1939年起，用近10年时间对照植物的模式照片，制作出3万张卡片。正是这3万张卡片，为若干年后中国植物分类研究以及《中国植物志》的编纂提供了宝贵资料。
“我就专门请求到云南来安身立命”
1955年，39岁的吴征镒当选为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那时他已是中国科学院机关党支部书记、植物研究所副所长。但是三年后，他作出了一个让大家都很吃惊的决定——举家迁往云南。
记者：1958年您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北京去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