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我亲历的国庆群众游行

作者:倪天祚 口述 苏 峰 整理




  在“补尾”时,各路队伍前后左右调动,秩序一度比较乱。为了掩盖这种忙乱的局面,不让天安门前观礼台上的中外来宾看到,我们采取了“声东击西”的办法。在天安门广场前的少先队队伍中,有意安排五彩缤纷的气球,当“补尾”开始时,就让少先队员放气球,把观礼台上中外来宾的目光集中到广场上空的气球处。当中外来宾的目光又转向游行队伍时,“补尾”工作已经结束,各路队伍的队尾正在整齐地通过天安门广场,从而始终给中外来宾留下十分美好的印象。
  在历次国庆游行中,为体现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成就,在游行队伍中常常安排各种各样的大型模型彩车。每部彩车的重量有十几吨,行进时,彩车要跟随群众游行队伍同步前进。因车速很慢,行进途中很容易发生熄火现象,若一时打不着火,彩车一停步,就会影响整个游行队伍的行进速度和队容的整齐。
  为避免彩车抛锚,每辆彩车都安排约20名群众藏在车内,遇到熄火时,他们立即下地在模型内推车。推车的同志看不到外面的热闹场面,外边的人也看不到他们的工作。推车时必须掌握好速度,推快了,车头就会碰撞到车前的人,容易出事故;推慢了,车前就会出现空档,影响队伍的美观。如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游行的时候,这次游行队伍中共有100多部模型彩车,推车人员约2000多人。他们藏在车内,工作很辛苦,空间不大,站时要弯着腰,坐时需悬着腿,而且车内又闷又热,很不好受,但这些同志为了祖国的荣誉,默默奉献,甘当无名英雄。
  
  忙碌不停无怨无悔
  
  新中国成立59年来的24次国庆群众游行活动,也凝结了组织者的很多心血。为了实现群众游行实施方案,节日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两侧的东、西标语塔下,都要设立指挥总站,全面负责整个游行队伍的集合、密集、行进、疏散、计时的指挥工作。指挥总站的工作,都由北京市的同志负责。我记得曾任指挥总站指挥的有张彭、宋硕、韩光和徐世正,曾参与组织工作的有何平、张剑平(市政府)、边宝骏、孙玉华(市委)、赵知敬(市规划局)、马林森(市建材局)、薛阴广(市房管局)、孙伯戡(市政协)等同志。
  每次国庆群众游行时,在游行队伍经过的东、南、西、北城的主要路口,一般还设有40多个负责集合、行进、疏散任务的指挥分站,指挥分站的负责人多由北京市委、市政府、各部、委、办、局、处、室的年轻力壮的领导同志担任,各站工作人员大都有500名左右,他们为确保各路段游行队伍按规定的时间和速度通过各指挥分站所辖区域,避免队伍出现交叉、堵塞、停留、追赶甚至倒灌现象,做了大量工作。
  各指挥分站的工作人员工作非常辛苦,却又默默无闻。各指挥分站的现场地点大部分都远离天安门广场,这些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指挥游行队伍,却从未亲眼看过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的壮观场面,只能从广播中听到一些情况。他们一大早就要来到现场,当队伍出现问题时,他们就要不断地来回奔跑,对队伍进行调整、疏导。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后,有的群众想早点回家,加快了疏散速度,很可能导致广场内队伍出现断档,工作人员又得跑来跑去,来回地进行疏导、调整,尽管满头大汗,却没人叫苦。
  上面我曾讲到1964年国庆节群众游行时进行了队伍“补尾”。当时,由于通讯设备落后,没有对讲机、手机等设备,只好请部队战士背着重量达四五十斤的报发器,在游行队尾随时向指挥总站报告各路队尾的行进速度和到达各地点的时间,使指挥总站及时掌握各路队尾的情况,为最后的“补尾”提供可靠的依据。战士们随队尾只能行进到南河沿南口,不进入天安门广场。在行进中,他们要寻找事先画好的速度标志,有时还要边跑边找,跑得气喘嘘嘘,大汗淋漓,但他们毫无怨言。他们虽然为不能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而感到遗憾,但却为自己付出的汗水和辛劳换得通过天安门广场整齐壮观的游行队伍而倍感欣慰。
  
   苦中有甜 累中有乐
  
  国庆游行活动的组织者多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系统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每当中央作出举行国庆游行的决定后,他们就被临时抽调到国庆游行指挥部工作,通常是提前两三个月,逢五逢十的国庆节则提前五六个月开始准备筹备工作。这些同志有的从1949年开国大典就开始参与群众游行的组织工作,虽然每次国庆筹备工作都增加一些新同志参与,但几十年始终保留了一批有丰富游行活动组织经验的老同志,如吴垣、李大伟、张道一、郭福长、崔琨、青韦、何其祥、袁力荣等。他们轻车熟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各项艰巨任务。
  即使在政治环境不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也是想尽办法,圆满地完成游行组织工作。当时为了工作方便,领导给我临时安了一个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的头衔,主任是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张世杰。记得在1966年8月的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天安门国庆群众游行指挥部紧张地进行筹备工作,突然有十几个中学生红卫兵来到指挥部造反。他们先是把我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围住,然后把我们集中在一间房子里,让我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并提出要参加指挥部的筹备工作。
  当时我想,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都是市里从各个部门抽调政治可靠、有工作经验的工作人员参加,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的,红卫兵决不能参加。可形势所迫,不能硬顶,那样会误事。正十分焦急、犯愁之际,我灵机一动,对红卫兵说我要上厕所。借这个机会,我从指挥部后门溜了出来,直接到人民大会堂找到叶剑英(当时叶剑英负责国庆节游行工作)。我向他汇报完情况后,他非常生气,拍着桌子说:“这些红卫兵是胡闹!不能让他们参加,让他们走。”我听了叶剑英的话,心里有了底。在回来的路上,我想,对红卫兵是硬不得,也软不得。怎样才能让他们走呢?必须琢磨出一个招儿。
  于是我先去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找张世杰商量。我提出建议:把指挥部大部分工作人员临时撤到市政府办公,在天安门指挥部只留几个工作人员,对付红卫兵。张世杰同意了我的意见。
  这一招儿还真灵。没过几天,红卫兵呆在指挥部里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没趣地走了。他们走后,我们又回到天安门指挥部办公,筹备工作没有被耽误,游行方案也及时搞了出来。向叶剑英汇报后,他同意了这个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国庆节当天,群众游行队伍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检阅。
  我们这些参加游行组织工作的同志都深深地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任务光荣,为了国家的荣誉,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最高的工作热情,最强的组织纪律性,最佳的精神状态,团结一致,全力以赴,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多年来,我们中的许多同志为此放弃了数不清的休息日,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虽然工作十分紧张、艰苦而又劳累,但当每次圆满完成国庆游行任务之后,大家都有说不出的喜悦,感到苦中有甜,累中有乐。时至今日,想起这些往事,仍历历在目,感慨不已。
  (责任编辑 刘荣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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