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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诞生记
作者：张治宇
王必成讨要“买路钱”
1960年春的一天，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召集各部门领导人会议，宣布他要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赴舟嵊要塞下连队当兵，并要带一批军区机关干部去，其中就点了沈西蒙的名。当时，沈西蒙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他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跟许世友出发了。在舟山的黄龙岛上，他当了40天的兵，与战士们“五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娱乐）。
当兵40天结束，沈西蒙跟随许世友路过上海，住在沧州饭店。
一天，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来看望许世友一行，并请吃便饭。王必成待大家坐定，便站起身，面带笑容地向许世友举杯祝酒，说：“祝许司令当兵成功！”接着，他把目光对准陪坐一侧的沈西蒙。沈西蒙不禁一愣，只见王必成端着酒杯走到他的面前，让他把自己的一杯酒端起来，然后，用命令的口气说：“你把这杯酒喝下去！”
沈西蒙深知王必成的脾气。王必成是战场上的一员勇将，电影《红日》就是以他那个军（当时称纵队）为创作原型的。在朝鲜战场上，敌军听到王必成的名字就害怕，说是“虎将来了”。今天，他特意来向沈西蒙敬酒，其中必有缘故。沈西蒙二话没说，一仰头把杯中酒灌下肚去。王必成露出满意的眼神，随即也仰头喝下了杯中酒。然后，他问沈西蒙：“你知道不知道上海警备区部队有一个‘南京路上好八连’？”
虽然那时“好八连”尚未被正式授予称号，但大家已这样叫开了，名气也不算小了，沈西蒙自然知道。
听了沈西蒙的回答后，王必成一脸严肃地对沈西蒙说：“那么，你路过上海，就要留下买路钱。”
沈西蒙不知道“留下买路钱”是什么意思，两眼怔怔地望着王必成。
王必成见沈西蒙不开口，接着说：“既然你知道上警部队有一个‘好八连’，那你就要为这个连队写一个戏。”
沈西蒙听后心中豁然：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他当即回答：“您交给的任务，我一定完成。但这个题目很大，我需要了解一下这个连队。”
王必成闻言笑了。他对沈西蒙说：“好，这个容易。你住两天，我带你去这个连队。”
两天后，王必成亲自把沈西蒙领到了“好八连”。自从沈西蒙跨进“好八连”的第一天，他就被这个连队的精神风貌感染了。在繁华的南京路上，那五彩缤纷的霓虹灯，那五光十色的商店橱窗，那穿得红红绿绿的男男女女，真是流光溢彩，目不暇接。正如有的战士所说：“在南京路上站岗，比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还要好看。”然而，在这里，还有一种更美好更值得珍视的东西，那就是“好八连”那些看来微不足道的草鞋、针线包、补了又补的旧衬衫、山东老区带来的土布袜子，这些正是沈西蒙要深入了解的。随即，沈西蒙向许世友、王必成提出：“我这就下八连当兵，我需要再在好八连当兵40天。”两位将军相视一笑，同意了沈西蒙的请求。
周总理的指示
在“好八连”当兵期间，沈西蒙搜集了大量素材。1961年9月，由他执笔在苏州裕社写完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初稿。他的心情轻松了一阵，但不久又沉重起来。
原来，剧本交给话剧团排练时，遇到了麻烦。有人说：“这是一株毒草!”他们列出的理由是：新战士童阿男与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林媛媛谈情说爱；排长陈喜经不起“香风”熏染、丢掉了山东老区带来的土布袜子，与乡下妻子春妮扯断了“线”；老战士赵大大不安心在南京路站岗，申请去前方；尤其是童阿男为受伤的罗克文输血，是无产阶级战士的血输进了资产阶级的血管，宣扬了“阶级调和论”。所以该剧一经初排，有人便认为这是给解放军抹黑，不能上演！
当时，全国文艺界的空气很沉闷，剧作家都不敢写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不敢写人民内部矛盾。谁写了人民内部矛盾，尤其是写了军队的内部矛盾，等于踏响了 “雷区”。
排练停了下来！沈西蒙认为剧本还要再修改，但自己的创作方向没有错。
1962年春天，北京来的一个人给了沈西蒙很大的鼓舞。
来人叫张颖。周恩来总理要她到全国各地跑一跑，了解一下话剧创作情况。她从北京到南京，又到了上海，在“好八连”找到了沈西蒙。一见面，她就问 ：“听说你写了一个话剧？”
沈西蒙知道瞒不过去，点头道：“有一个。”
张颖说：“能给我看一看吗？”
沈西蒙略一沉吟，说：“不行，不能给你看。”
张颖颇感惊异：“为什么？”
沈西蒙犹豫地说：“别人说它是一株毒草。”
张颖当即说：“有人说是毒草，我更要看了。”
沈西蒙无奈地说：“你一定要看？”
“对。一定要看!”张颖回答。于是，沈西蒙把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初稿交到了张颖手里。想不到，张颖竟一连看了好几遍，之后，她认真地对沈西蒙说：“这样的好本子，为什么有人说它是毒草？我要带到北京，交给总理看看。”当时，张颖还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一个戏，开头有缺点，不要作结论，给大家看看，再作修改不就行了！
不久，沈西蒙把话剧初稿本带到苏州，坐下来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改，他把原稿中有些悲观、沉闷的地方都删掉了，增添了幽默、活泼、欢乐的气氛。不过，戏的基本情节一处也没删去。许世友看后，称赞这个戏很活跃。但是，有人见到修改后的剧本基本情节没变，仍不大满意，甚至要“拿”掉某场戏。于是，沈西蒙的心又沉了下来：这个戏能不能搬上舞台公演呢？
专列上聆听周总理教诲
1963年1月，周恩来总理到南方视察，到了上海。
当时，上海正在举行华东话剧汇演，上海市委领导便邀请周总理看了两个话剧：一个是南京军区刘川创作的《第二个春天》，一个是上海创作的《枯木逢春》。观看《第二个春天》时，沈西蒙被安排坐在周总理身边。演出结束后，周总理看了看手表，对沈西蒙说：“今天晚了，来不及座谈了。这样吧，明天你们跟我一起到苏州去，到那里再谈。”
第二天，沈西蒙、刘川和上海剧作家黄佐临3人一起随周总理登上了专列。专列上除了周总理，还有邓颖超、国务院副秘书长童小鹏。说是到苏州去座谈，其实在专列上就谈起来了。话题就是两个话剧，侧重于《第二个春天》。周总理认真地听着，不时插话，气氛非常活跃。座谈将要结束时，周总理把目光转向沈西蒙问道：“你编了一个什么戏呀？”
沈西蒙愣了一下，心想，莫非周总理已知道了我写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回答说：“总理，我写了一个话剧。”周总理似乎对这个话剧的情况已相当了解，说：“有问题不要紧，拿出来看看。”
沈西蒙就向周总理汇报了自己深入“好八连”体验生活以及在创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周总理听完后，对他说：“这个戏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是好是坏，不要一下子作结论。开始不足，看后还可以修改，改好了就是了嘛！”沈西蒙听了，顿觉一股暖流涌入心间……
列车在铁轨上有节奏地奔驰着，车厢内仍然是谈笑风生。周总理问沈西蒙：“你写东西为什么不在南京，也不在上海，却到苏州来写呢？”
沈西蒙回答道：“苏州这个地方，关起门来，是一个闹中有静的天地；打开门来，又是一块信息灵通的宝地。”
周总理听后说：“你说的很有意思，怪不得苏州出人才，出好文章。希望你在这里继续把文章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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