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近距离感受胡耀邦
作者：李文辉 口述 林 森 整理
接着，胡耀邦又谈到解决河北问题，说他专门去讲了一个话，搞了民意测验，走群众路线，决定了主要负责同志的去留。
大家后来问到全国的形势，胡耀邦高兴地说：农业不错，工业不太理想，宁夏生产尤其不好，减产20%，他准备明年要去那里。他说，抓经济的事发了紧急电报，要求各省委书记亲自动手写3000字的报告，谈明年计划的安排，并要求抓好今年最后的四个月。接着胡耀邦掰着指头说各省的升降幅度，说得很快，数字、百分比记得清清楚楚，令大家十分惊讶。胡耀邦还郑重地说：“生产搞不上去，我们站不住脚。”又说：“我在六中全会上就讲两件事，一是要搞好经济生产建设，一是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治安，一年不懈地抓几次，人民群众就会满意。”
胡耀邦那天谈话兴致很高，最后谈到农业土地承包问题，他神情有点严肃地说：“阻力很大，进度不快，很多地方包不下去，主要是有些同志思想转不过弯子。”他端起杯子喝了口水又说：“我们要求每个省的主要负责同志对这件事要下大力气抓，胆子放大，出了问题是中央的，你们只要包下去，很快就会看到成效的。”
听到这里，我问胡耀邦：“我回去后可否向省委汇报这个意见？”胡耀邦马上说：“可以呀！你就这样对宋平同志讲，你当通讯员。”
不觉之间三个小时过去，到吃午饭的时候了。胡耀邦看了一下表说：“一早上就接你们来了，我们这里星期天也是三顿饭，我请你们几位吃午饭。”于是大家跟胡耀邦来到一个简陋的小餐厅。坐定后，胡耀邦在服务员递过来的单子上用笔画了一个勾，一会儿服务员就端上来一个盘子，里面是四盘菜一盆汤。胡耀邦笑着对大家说：“四菜一汤，米饭管够，吃馒头也可以，来，大家动筷子。”菜是两荤两素，一盘红烧肉，一盘芹菜炒肉、一盘虾米炒萝卜，还有一盘素炒油菜，汤是西红杮鸡蛋汤。菜可能是大锅菜，比较面，但很好吃。五个人吃这么几个菜，勉强够。胡耀邦一边吃饭，一边和大家说笑，像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一点儿也看不出他身在高位。吃完饭，服务员收我们每人半斤粮票，钱由胡耀邦付。中央机关后勤管理的严谨和廉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吃完饭，胡耀邦让我们到中南海四处转一转。我们都是第一次到中南海，乐得胡耀邦如此体恤，就在中南海走了走，参观了毛泽东办公和住过的丰泽园，还有光绪皇帝被软禁过的阁楼等。之后，我们就去与胡耀邦告别，胡耀邦正在与人谈话，急忙从会客室出来送我们，在与我握手时，他说：“甘肃，我还是西征时去的，以后一定要再去的。”
回到甘肃，我把胡耀邦接见我们时的谈话向宋平书记和省委作了汇报，甘肃按照胡耀邦对土地承包政策的意见加大了工作力度，取得了突破，这方面工作在全国走在了前头。
台上台下，活在人心便是永生
1982年9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几次视察西北，也特意重点走访了甘肃。他来到许多贫困山区，坐在田头和农民们亲切交谈，了解土地承包后的生产生活情况。特别是1983年7月，他西去甘肃、青海基层走访视察长达20天，行程近万里。当时我任甘肃省人大副主任。记得已经68岁的胡耀邦，在甘肃期间，不辞辛苦，早出晚归，满满当当地视察了7天，先后访问了陇南、陇东、陇中许多县、乡和田野山村。所到之处，他非常动感情地拉着穷苦农民的泥手嘘寒问暖，了解情况。经过在基层的走访调查和听取农民的意见，最后他向甘肃省委明确提出甘肃治穷致富的战略思路应该是：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他还提出了种草种树的十条具体办法和措施，要求甘肃“反弹琵琶”（借用敦煌壁画的启发），“动员群众大造声势，地动山摇地去搞”。他为此而郑重地为甘肃题了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
其实，早在1956年3月，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就主持发起过陕、甘、晋、豫和内蒙古五省（区）青年造林运动，后来扩展到全国，拉开了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群众运动。任总书记之后，他在甘肃再次倡导植树种草，引导农民治穷致富，使甘肃大地迅速掀起一场绿化运动，并坚持了20多年，取得很大成果。甘肃人民为感激胡耀邦，在兰州北山徐家山专为他立了一座碑，上面刻上了他当年的亲笔题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
1988年秋，我去北京开会。这时胡耀邦已辞了总书记职务一年多了。我很想念他，不知道他心情可好，身体怎么样，于是想到再去看他。我约了国家计委办公厅主任、当年的“老共青团员”任景德一同去看他。
胡耀邦任总书记后，从富强胡同搬到了中南海东侧的会计司胡同，辞了总书记后仍住在那里。这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院子不大，但整洁有致，有很多绿色的花草植物。
胡耀邦一听有客人来访，很快从书房里出来迎接：“噢，是李文辉你啊。”胡耀邦快人快语地说，显得很高兴。我发现，这时的胡耀邦明显地瘦了，头上已有了不少白发，但看上去精神还好。台上台下一个样，胡耀邦任何时候给我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一见面，一样的握手方式，一样的亲切热情，一样的见老朋友式的问长问短。
胡耀邦发现我手里的小纸箱，问：“这是干啥？”我急忙说：“百合，兰州的百合，刚上市的，给你补补身体……”他感叹着说：“好远的路，不容易带啊！”随后把我们让进了客厅坐下。
面对我们的问候，胡耀邦轻松开朗地说：“身体还好，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这个腿……”他轻轻地拍打了两下膝盖说，“估计还是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可能也有一点。”我说：“还有‘文革’中挨斗受的腰伤呢！现在怎么样？”胡耀邦无所谓地说：“也没大问题，每天在按摩，不要紧。”他告诉我们，他已向政治局请了假，准备去湖南休养一段时间，顺便搞点调查研究，后天就要动身。“接到你们的电话，我就说，要来快来，不然就见不到了。”说完这句话，胡耀邦庆幸地向我们微笑着。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发现胡耀邦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他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永远年轻活跃、思维敏捷和十分健谈的胡耀邦，他说话不多了，也不太像过去那样一见面就问这问那，更多的是静静地听对方说，还时常不自觉地出现凝眉思索的表情。对个人际遇，他还是缄口不谈。见他这样，我心里有点难过，知道他不能继续工作，心里不快乐。对一个生性活泼外向、精力才华过人、责任感极强的人来说，不能工作，成天赋闲在家，是多么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啊！思索一定带给了他沉重的压力，他心中的煎熬和忧郁，从他的一颦一笑中淡淡地透露出来，让我看着心中十分伤感。
听我们谈当时的抢购风和飞涨的物价，还有银行的银根紧缩引起的人心浮动，以及担心经济形势恶化等，胡耀邦时常陷入沉默。停一了会儿，胡耀邦弹了弹手上的烟灰，平静地说：“形势会好的，十三大确定的路线是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只要这一条不变，经济会走出低谷的，其他方面……”
听胡耀邦说身体没什么大的毛病，我就建议他每天多在院儿里活动活动，注意健身和保养。胡耀邦说：“闲下来也好，可以静下心来多读点书。马列全集‘文革’时就在读，后来挑起担子就撂下了，现在又可以读了……重新读，又有了新的体会。”胡耀邦还告诉我们，他还读点史学著作和文艺作品什么的，还有《周恩来传》，有时他还练练书法，写写诗，感觉对静思养心很有好处。
要告别的时候，胡耀邦要我等一下，急忙跑到别的屋子里拿来两筒茶叶，硬塞给我：“你一定要拿着，我们都是老共青团员，我吃你的百合，你喝我的茶，大家都保重，这样就好……”
从胡耀邦家回来的路上，我忽然想今天怎么没和胡耀邦合个影，觉得有点遗憾。同行的任景德说：“是啊……下回吧，等他从湖南疗养回来以后，你再来北京时。”但没想到这成了我见胡耀邦的最后一面，合个影的愿望也成了一个永远的遗憾。因为胡耀邦从湖南回到北京后一个月，也就是1989年4月15日，因心脏病突发而不幸去世。我从电视新闻里得知这个噩耗，难过得几天都吃不下饭，人像大病了一场。如今想起最后一次在胡耀邦家听他说的“要来快来，不然就见不到了”那句话，恍然觉得那简直就是一个可怕的谶语。
胡耀邦去世后，我到北京去看望过李昭两次。每每谈起胡耀邦，李昭缱绻之情难已。她曾对我说：“你知道的，耀邦自认为他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但他为党为人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而且他实实在在是一个好人，一个极其真实、善良、无私而心地透亮的人……他是我的丈夫，更是我敬爱的老师！”
（责任编辑李树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