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近距离感受胡耀邦
作者：李文辉 口述 林 森 整理
劫后重逢，富强胡同话旧谈新
我是山西省灵石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任晋绥解放区吕梁剧社社员、分队长，与彦克、李力、马烽、莫耶等人共同从事革命文艺宣传工作。后来又到延安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在历经8年抗战之后，在解放战争中又先后任汾阳晋剧团指导员、灵石五区和隰县城关区委书记、甘肃武都县委宣传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我先后两段在甘肃团省委工作，任秘书长、副书记、书记等职。20世纪80年代后到省人大工作，后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到离休。
我第一次见胡耀邦，是他初任团中央书记一年后的1953年。当时，我任甘肃团省委副书记、团中央候补委员。在去北京参加第三次团代会中，听耀邦作报告是那样富有激情、生动和神采飞扬，感觉他特别有才，充满朝气和活力，心生敬意。大会之余，也常看到胡耀邦与代表们站在院子里说笑，一点儿架子没有。
后来，我离开团省委一段，1963年又回到团省委工作，任团省委书记。11月，团中央派5人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国庆，胡耀邦亲自选定甘肃和云南两省的团省委书记参加，我有幸代表团中央去阿尔巴尼亚祝贺其国庆。
1964年6月召开第九次团代会，我在会上被选为团中央常委。这次会议规模大、规格高，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开幕式。胡耀邦作了《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工作报告。作报告时，他仍然像10年前一样充满活力，讲话铿锵有力，富有号召力和感染力，而且显得更为成熟和有气度。他和代表们一起吃饭，还多次到代表居住的房间探望代表。胡耀邦与我握手的时候，我感觉特别有力量，他脸上是真诚而爽朗的笑，让人感觉到一种特别的温暖和亲切感。
两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也受到批斗，罪名是“三胡的黑干将”。当时耀邦也被打倒，剃了“阴阳头”，但他骨头很硬，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拒绝交代那些莫须有的罪名。
1976年，我被“解放”，担任了靖远矿区铁路指挥领导职务，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派我去北京汇报工作并申请投资。工作结束后，我想起了12年没有再见过面的共青团老领导胡耀邦，决定千方百计要找到他，见上一面，看他经过“文化大革命”磨难是否还好。
经打听得知，胡耀邦这时被邓小平点名“解放”出来，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党委工作。
听说胡耀邦还住在团中央家属院，地址是富强胡同5号。我就绕来绕去地找到了那个极普通的小四合院。小四合院很窄，前院住的是胡耀邦家，后院住的是胡克实家。
敲门后，是胡耀邦的大儿子德平来开的门。我脚刚迈进门，胡耀邦就迎了出来。他穿着普通的蓝色中山装，灰色的布裤，神情还是当年那样爽朗和热情，但额头和眼角已有了许多皱纹，也有了白发，显得憔悴了许多。想到他和自己一样刚刚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劫难，我立刻一阵心酸。胡耀邦紧紧握住我的手，摇了又摇，笑着说：“老共青团员大难不死，又相见了。”
胡耀邦让我在狭窄的小客厅里坐下后，就拉抽屉、翻柜子，满屋子找东西。我问他：“您找什么？”胡耀邦指了指随我一同来的亲戚家的小女孩说：“我们喝茶，给娃娃找点儿吃的。”他后来终于从别的屋子里找到一个小罐，高兴地从里面倒出几个桂圆，对小女孩说：“小娃娃，吃这个，这个比牛奶糖好吃！”
这时，胡耀邦才坐下来，关切地问我是不是也受到了批斗，现在出来工作没有，还有身体、家庭情况等等，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问这问那，关怀备至。他还问到他认识的甘肃的其他一些人的情况，还有甘肃的经济形势。在我回答的过程中，他听着，沉思着，很少插话，能感觉出他心中对国家形势的担忧。听我说完，胡耀邦沉思着说：“党的干部，要在有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看到一种转机，要做这种转机的推动者，党的干部应当做这样的人。”
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但对当时北京的各种传言，如“四人帮”、“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的身后事及科学院的事，胡耀邦却只字不提。看得出，他没有一点怨恨和不平，更没有激愤的言辞，是那样坦然、平和，甚至没有谈到他受过怎样的磨难以及我后来才知道的腰伤。大难过后，他那种宁静致远、受辱不怨的风度，让我非常感慨和敬佩。我想，只有胸怀宽广、不计恩怨得失、品格高尚的人，才会这样心静如水，我心里对胡耀邦越发多了几分崇敬。
在告别的时候，胡耀邦一直把我送到了小院的大门口，拉着手好久不放，说以后有机会到北京来，一定来家里坐等等。回来的路上，我想，胡耀邦率真、和气、一腔热情的性格一点儿都没变。
身居高位，与“老共青团员”喜相聚
在这次拜访过胡耀邦之后几个月，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78年，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0年，他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这一段时间，中央高层变动很大，胡耀邦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在迅速上升。国家变革，拨乱反正，他充当了中坚，非常忙碌。他先是在中央党校发起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在中组部顶着压力挑战禁区，亲自接待上访者，平反冤假错案，解救了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紧接着又在中宣部大搞“解放思想”运动。担任政治局高层职务后，他又领导全党搞改革开放，抓经济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我只在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时见过他一次，当时是去北京开会，顺便捎去省里几位老同志的申诉材料给胡耀邦。胡耀邦当时还住在富强胡同，屋子里到处堆着各地来的上诉信函，客厅里坐着好多上访的老干部。因为见胡耀邦那么忙，见面后，与他简单寒暄了几句，转交了材料，我就告辞了。
又过了3年，1981年我去中央党校学习，这时胡耀邦已是党中央主席了。在学习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同在党校学习的当年的几位老团省委书记，很想看望一下胡耀邦，但知道他特别忙，不便打扰，就联名写了封问候信，托也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胡耀邦的夫人李昭转递给胡耀邦。
没想到第二天，胡耀邦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让我们几个人不要出去，马上有车来接，胡耀邦要接见我们。
我记得那天是7月26日，北京的天很热，一辆小面包车接我们来到中南海。
大家刚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落座，胡耀邦就推门进来了。他笑呵呵地叫着每一个人的名字，一一和大家握手，还是那样有力地摇着，好久才松手，大家一下子仿佛又回到了在共青团工作的当年。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