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在英国喜迎香港回归
作者：王之栋
准备工作从头起步
我1996年初到英国，其时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在那里当大使。大使对我指导多多，自不必说，这是我工作的有利条件。我需要尽快熟悉和掌握香港问题的起源；我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政策；《中英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立法局，以及在解决香港问题过程中出现的“直通车”和临时立法会等。这要阅读很多材料，用不少时间学习和掌握。
时间，靠白天“挤”和晚上熬夜。翔实的材料现成，关键是选准并牢固掌握。为走捷径，我首先熟读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论述。这是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政策源头，吃透它才能在学习中央和外交部有关香港问题的文件时找到要领，处理具体问题时才能正确执行政策，有效遵照“外交工作授权有限”，避免言行失误。
《人民日报》（海外版）、CHINADAILY、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印的《跨越1997的香港》，对我们工作帮助很大。《跨越1997的香港》这份具有讲座特点、中英两种文字对照的材料，既省了“中译英”时间，又容易选择特定的内容，在那些忙碌的日夜它帮了我大忙。《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中、英文单行本，人手一册不离案头；招待会摆放或外发友人很受欢迎。随着对香港问题的深入了解，大家在英国主流社会活动中，在领事侨务、留学生工作中，以及在与当地媒体的接触中，主动地不失时机地做了香港问题的讲解工作。以自己而言，首先将礼节性拜会加进实质内容，有意识谈及香港。这也是当时英国社会关注的焦点，有时尚未言及人家已在发问。此种情况下就抓住机会多谈或深谈一些。
迎回归庆祝大会的讲话稿，庆典邀请的政界、商界、文化界头面人物名单，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参与接待工作的安排，以及邀请当地媒体的范围及注意事项等都在有序进行，甚至庆典会场的布置也提早准备。武汉市有一位画家在曼彻斯特举办个人画展，我亲自请他为总领馆设计、制作大型红底金字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横幅，画出香港回归标志；我还热诚地邀请他到总领事官邸具体制作并与我天天一起用餐。他工作认真，图文制作得标准、醒目，充满昭示力，装在大厅正面，撑起了整个会场。庆典之际很多人在它的前面观瞻、留影，以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
宣讲中的主要课题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是我们外事活动中反复宣讲的课题，也是当地社会关心、发问的主要内容。关键是“一国两制”，即香港回归社会主义祖国，仍然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原有的生活方式。这是“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前提，决定香港回归后的政治格局和走向，是史无前例的社会形态，是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在新时代的重要发展。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那里原有的生活方式能否真的保持50年不变，50年以后怎么样，香港能不能保持稳定与繁荣，港人怎样治港，“高度自治”到什么程度，这些课题是当地人们（华侨华人95%以上来自香港）的难解之处或疑虑所在。集中起来主要是信心问题。我们要帮助他们从政治、法律以及内地与香港的经济互补关系等方面，使他们找到树立信心的依据。
政治依据明显，中国统一大业包括解决台湾问题。香港“一国两制”实行得好，也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创造了条件。我们一再讲，“一国两制”这个政治构想建立在长期思考和深刻调研的基础上，是中国一项公布于全世界的战略决策，绝不是权宜之计或谈判策略。法律依据明确，“一国两制”的内容不仅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有明确规定，也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坚实的法律保障。正因如此，在临近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外国公司在香港的投资数额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外国银行设在香港的分支机构或办事处也在增多；原来对香港形势认识不足而迁走的公司或机构，看清形势以后一天天地回流香港。这方面例子很多，全英领事协会主席拉弗里斯写信告诉我，他的朋友曾把公司从香港迁到百慕大，香港回归之前又搬回了香港。再有，媒体报道说，撒切尔夫人想在香港买栋房子，等等。对“一国两制”曾经有过怀疑的人在逐渐改变态度。在经济方面，大陆和香港是互惠互利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50%以上进出口货物经由香港运输，吸收外资的60%以上来自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和保持香港繁荣与稳定，事关中国的根本利益。中国不会自食其言、置自身利益于不顾。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香港才迎来持续繁荣和日益巩固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信息等的中心地位，人均生活水平才超过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成为耀眼的东方明珠。事实证明：“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董建华语）。
我们在宣讲中也指出，香港问题是多年来影响中英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香港的平稳过渡和实现主权交接，需要中英两国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是坚定不移的国策，定要在1997年7月1日完成。这一点没有谈判的余地。如果香港发生动乱以致影响主权的和平交接，中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唯有中英实现香港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主权，才有随之而来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实现和平交接香港主权，不仅于中英双方有利，也为世界通过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作出榜样，具有深刻意义和广泛影响。
从1996年下半年到1997年上半年，通过“走出去”为主、“请进来”为辅的对外工作，大力讲解我国对香港问题的政策（有些是香港基本法已经阐明，但人们尚未了解），使当地主流社会和华侨华人社团基本上得知：中国在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主权势在必行，无可更改；香港回归后中国中央政府不派人去特区政府做官，香港的公务员将全员留用，香港的警察也将全员留用，并且他们的薪金、福利、各种补贴等不低于香港回归之前；中央在香港驻军负责国防，不兼管治安，香港也不负责军费（英国驻军需香港负担半数费用）；中央不从香港收税；香港仍然发行和使用港币，仍然实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香港有立法权、司法权和终审权。人们澄清了认识，对华态度尤其对香港问题的看法明显好转。1997年3月13日，我在达金菲尔德和斯塔利布里治（DUKINFIELD & STALYBRIDGE）扶轮社“国际之夜”应邀主讲香港回归并当场回答问题之后，84岁的乔治·肯尼恩爵士在答谢讲话时动情地说：“听了中国总领事的讲话，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对香港的政策”。
1997年7月1日，我总领事馆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大会，大曼彻斯特女王代表、女王司法代表、领区20多位市长、议长，以及大学校长、大公司总裁等300多人应邀出席，盛况空前。当地媒体给予报道。总领馆举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大会以后，领区华侨华人社团和中国留学生团体相继开展了隆重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活动。他们邀请我们出席并且讲话。考虑到这种活动是在英国本土举行（不同于在总领馆内）、邀请了当地英国主管官员参加，以及华人多数入了英国籍等因素，我们事前对庆祝会的组织者热心引导，希望活动既能隆重热烈，又注意到是在英国本土的具体情况，启示大会发言者在讲英国侵占香港历史时点明为止，面向中英关系的未来，从而使华侨华人的庆祝香港回归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取得应有的效果。香港回归盛事在英国赢得一定程度的共同参与，是我在英国工作感到最为欣慰和值得回忆的一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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