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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到底有什么国际背景
作者：李东朗
三是指责李立三等对他们进行迫害。王明在信中写道：“老板们与我们和从法国（苏联）来的人为敌，极少数人除外。他们认为我们是异己分子，认为我们与巴黎中央办事处（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联系，因此他们甚至不愿和我们交谈。老板们已经把这些‘异己分子’从公司的重要工作职位上撤了下来，并威胁要把我们赶出公司”。说向忠发和项英召见王明等4人，“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要么你们承认错误，无疑要同意李（立三）的看法，要么你们离开公司’……老板很不满意。他要求我们写出书面声明，他过去和现在在每次会上都发动反对所谓‘四人’的全面运动。”并且说：“情况十分严重。现在我和其他人只做翻译和技术（工作），此外，每日每时都有被赶出我们公司的危险。”说李立三“根据这些编造出来的话来指责伊万（王明）和别的人犯了机会主义，等等”。“对伊万等‘巴黎人’的进攻一天比一天加强。形势太严重了。在8月6日的信中，诉说他们被处分：“伊万开除（出党）六个月，给马克松、博格涅尔和康穆松最严重警告。解除我们的一切工作。”
四是请求共产国际干预。王明在信中写道：“老板的这些胡作非为，都是由于他右脑有病。这种病需要好好治疗，而在贫困的中国很难进行这种治疗。”“在我看来，巴黎公司（共产国际）的决议完全正确地考虑和估计了中国市场的行情（革命运动的当前时局），并为开展贸易（革命）作出了完全正确的指示”，要求罢免李立三等。“如果继续由李（立三）领导，如果不发来更好的商品，公司绝不可能健全起来。”“我希望巴黎公司尽快采取果断措施，不仅在政治问题上，而且必须在组织问题上整顿和健全公司的局面，因为这样做比让斗争发展到极点对公司更有利。我请求并希望巴黎公司能寄来这样一封详细的信，在信中指出一切基本问题，从经济问题开始到转变问题为止，特别是关于对时局和策略路线的评价问题”。
五是表示他们与李立三等斗争的决心。王明在信中写道：“我和其他人决定与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殊死斗争。虽然我们暂时很艰难，要作出自我牺牲，但我们仍把此事看做是自己的义务。”“斗争日益激烈。伊万等人不仅仍面临着被开除而且还面临着对其采取其他措施的威胁。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个人并不太重要，就让个人的命运和生命在这种斗争中牺牲吧。但事业是千百万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事业是永恒的！”
六是报告中共党内反对李立三等的情况。王明在信中写道：“在公司目前状况下，所有基层都不满，领导路线已破产，如果我和其他人公开宣传我们与老板的不同看法，分裂是完全有可能的。”“一方面，一些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路线的破产，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和一部分干部的愤怒情绪太明显了。”“可能在公司内部很快就会爆发严重的斗争”，“工作人员和职员的愤怒情绪很强烈。”干部和基层（党组织）都急切地等着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些信的内容，因为这些信能对他们现在和将来的贸易（革命运动）作出明确的答复和正确的指示。
王明的这些告状信，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一是他具有很强的政治判断力，在中共中央领导出现错误、情势混乱的情况下能够把握政治方向；二是表现了他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尊重国际、信任国际、保卫国际；三是表现了他敢于与违反共产国际决议的现象进行坚决斗争的精神。
应该说，王明的告状加强了其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分量，被视为“反立三路线英雄”，使共产国际产生了重用王明的决定。1930年12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责成远东局关照一下，使现在离开这里前往中国的两位同志（指张国焘和蔡和森）和已在中国的（国际）列宁学校以前的学员能够真正参加党的工作。”12月12日至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上，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发言，更清楚地透露了重用王明的意向。库秋莫夫说：现在我还有一封信，是中国一个同志寄来的，他在这里很久，是从这里派到中国去工作的。他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却被称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细，因此留党察看3个月到6个月。这里的同志起来说话防止党去犯错误，却对他实行摧残——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皮亚特尼茨基说：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习，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种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瞿秋白或者李立三不要他们做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允许的。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又指示共产国际远东局：否定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达到新老干部团结并坚决消除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正是根据共产国际重用王明的决策，经过米夫的贯彻，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突击提拔到了中共中央。
共产国际对王明的认识
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这样，中共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的体系遭受严重破坏，周恩来、王明等被国民党悬赏捉拿，形势险恶，于是共产国际指示王明去莫斯科。11月7日，王明抵达莫斯科。11月10日，时任共产国际东方地区书记处副主任的米夫，建议王明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但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则决定，“暂时任命王明同志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从职位和权限看，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是有区别的，但两者之间区别又不大。至于王明就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是否就是一般著述中所称的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一说代表团团长），或者后来什么时间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这有待考察。
应该指出的是，此时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都没有打算让王明长期呆在莫斯科。11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任命王明时用了“暂时”一词，并说这个任命“最终决定必须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尚未查到中共中央的答复）。1932年3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我们希望，伊万诺夫（王明——引者注）立即回来担任领导工作。”1932年10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明确告诉中共中央，“王明很快返回”。12月21日又说，“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只应在王明到来后召开，他应是这次全会上的主要报告人之一”。1933年7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王明同志回国的建议”。可见，最初并无王明长驻莫斯科的安排，只是后来王明没有成行，长驻了共产国际。
从1931年11月到1937年11月，王明在共产国际整整呆了6年。总体上说，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肯定，也增进了共产国际对他的信任。如1935年苏联党出版社出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中称：“中国共产党终于铲除了李立三路线，在炮火连天的严酷斗争中，在极其秘密的地下环境中，当时已经造就和锻炼出一批以陈、秦、王、沈、何等同志为首的坚强而又正确的共产党干部，当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出现李立三的纲领性文章时，他们就起来同反共产国际的、非布尔什维克的李立三观点展开了斗争。”这充分说明了共产国际对王明等的信任。正因如此，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国际领导人担心曾与国民党经过十年血战的中共领导人能否正确地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因此派“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这说明共产国际对王明是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