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王明到底有什么国际背景
作者：李东朗
王明崛起的背景及因素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原为一般干部并受过多次处分的王明一跃进入中共中央，成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说随后又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了王明路线统治全党的时期。
许多论著把王明的跃升归结为米夫的赏识，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的米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成为米夫的亲信，并在米夫的全力支持下，甚至是一手策划和操纵下，王明得以平步青云，进入中共的领导核心。这种说法似嫌简单。因为王明上台时，米夫只是共产国际一个派出机构——远东局的负责人，而撤免、任命一个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一件大事，不是远东局所能解决得了的。并且，共产国际有一套十分严密的决策体系和组织程序，一些决策包括任命领导人员需要经过许多层次和关节，如王明、康生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就是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研究决定的。所以，像更换中共中央领导人之类的重大事项，绝非如米夫这样一个派出机构领导人所能决定的。事实上，王明上台是共产国际许多领导人的意见。因此，从现象上说，王明上台有米夫大量活动的影子，但根本之点不在米夫。说米夫安排或任命王明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担任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党的领导人，颇不周全。
另外，虽然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绩突出，在米夫等学校领导和老师眼里是“好学生”，并在米夫的安排下，参加了中共六大，在米夫出使中国时担任了翻译，给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留下了印象，但这样一个“好学生”的影响和基本性工作的经历，只是为王明后来的活动（如他与米夫的经常性的联系，互通信息）和上台打下一定的基础，并不足以使共产国际领导人把他推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王明1929年春回国后，并没有担任党内的重要职务，而是先后在中共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主办的《劳动》三日刊当编辑等。他与米夫的关系及其此前活动留下的影响没有显示作用，起码可以说并没有引起共产国际对他使用情况的干预。
毫无疑问，王明上台具有明显的共产国际的背景，而这种国际背景作用的凸显，与李立三冒险错误的出现与克服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30年6月开始的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严重地损害了中国革命，同时严重地冒犯了共产国际。李立三违抗共产国际的领导，挑战共产国际的权威，主张挑起国际战争并把苏联卷入战争。这引起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极大不满，提升了李立三错误的性质，说“立三同志底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立三路线”的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立三同志，用自己的路线去和国际执委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
瞿秋白、周恩来衔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但他们根据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对李立三错误的定性和处理都比较平和，仍保留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三次“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李立三同志不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指示李立三尽快到莫斯科来），这同样引起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不满。12月12日至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所有负责同志和代表都严厉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和（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于是，决定改组中共中央。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召开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修改和批判三中全会的决议，制止斯特拉霍夫（指瞿秋白）的两面派行为和消除宗派主义”，“应该取消三中全会进行的把李立三的支持者拉进中央的补选，鉴于斯特拉霍夫的调和主义和两面派行为，应该把他赶出政治局”，“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
这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原有主要领导人的否定，为王明上台提供了客观条件。而王明之所以被看做“补充中央委员会”的“新的力量”，主要因为他在“立三路线”时期的表现。这个时期，王明有一系列给米夫的告状信，把他与向忠发、李立三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分歧、矛盾和互相之间的冲突，他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告诉给了共产国际领导人，使其在共产国际加分很多。所谓王明的国际背景由此建立，其原与米夫的密切关系的作用因此凸显出来。
而许多论著都认为王明与向忠发、李立三等的公开冲突，是在7月9日讨论贯彻6月11日中共中央决议的政治讨论会上，但实际比这要早。
1930年6月26日，王明在给米夫的信中，诉说了他的遭遇：
我今天收到一张奇怪的条子，其中说（我逐字逐句照抄如下）：在你的几次发言时老板（向忠发或李立三——引者注）指出了你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要求不仅作出口头声明，而且作出书面声明，但你既没有以口头形式也没有以书面形式明确而肯定地承认你在政治上是右倾分子，组织上是派别活动分子。这意味着你对老板批评的错误承认得很不诚恳，相反，你以手法掩盖自己的错误。老板近来收到报告说，你给巴黎（莫斯科——引者注）写了信，其中说老板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不行，通知马克松、博格涅尔、康穆松（分别为何子述、秦邦宪、王稼祥——引者注）不久回国。这非常清楚地证明了你的派别活动。老板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事实的内容，要求你在三天内就此问题作出解释。非常重要！
王明在信中接着写道：“现在我和所谓的派别（马克松、博格涅尔、康穆松）时时刻刻都有被永远赶出公司的危险！当然我是首当其冲，因为我在许多问题上不同意老板的看法已非今日始。”王明祈求米夫说：
我敬爱的！如您所知,虽然我还年轻,但我在同反伊卡路线（共产国际路线——引者注）的种种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时过去和现在都非常非常不喜欢痛哭流涕。但这一次,尤其是现在我给您写上述一切时,我不能不失声痛哭，因为问题是迟早会弄清楚的（我坚信这一点，毫不动摇），但不知道究竟到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弄清楚。我在哪里？!或许我已经不在自己心爱的公司里了！！！唉“怎么办”？我敬爱的！心如刀割，(泪水)不断！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斗争中不勇敢，而是意味着我也许不久将因完全莫须有的罪名（在政治和组织问题上）被开除出与我生死攸关的公司（指党组织——引者注）。
王明同时对米夫写道：“中央办事处（中共中央——引者注）不从组织上和政治上认真改组，生意即使现在也决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发展。”
之后，在7月22日、7月24日、8月1日、8月6日、8月31日、10月17日、10月23日，王明主要以自己名义、个别时联合别人连续给米夫写信，状告李立三等。内容大致有六个方面：
一是控告李立三等的错误。王明在信中写道：“公司（党）目前的状况十分严重，因为部分公司老板右肩（右倾）确实犯病了”。“老板的这些胡作非为，都是由于他右脑有病”。说李立三等“不仅完全否定中国贸易（革命）在世界市场（世界资本主义）破产前胜利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几乎公开否定C.C.（苏联）在第三时期存在的可能性。此外，他完全不理解第三时期和不平衡规律（他的病根正是在这里）。”说中国党内“反巴黎（共产国际）的气氛传播得很广。现在不仅在政治上已明显地暴露出反巴黎的路线，而在组织问题上也完全不按照巴黎的方式行事。对伊万（王明）等人的攻击是同对屈珀（米夫）同志以及一般巴黎人，特别是最高领导机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攻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的老板患‘左’倾病，而另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老板则患右倾病，有时有的地方既患‘左’倾病，又患右倾病。谁也没有权力批评他们。制度几乎达到了恐怖的程度（请原谅我这样说）。理论和实践不少是建立在国民党作风和陈独秀主义的残余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