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费孝通与《江村经济》

作者：方旭东

　　
　　博士论文在“调侃”中通过
　　
　　马林诺斯基讲课主要是一种小规模的研讨会，由学生讲他听。按照费孝通的回忆，“他的特点是不喜欢讲空理论，什么时候都不许离开调查的‘事实’说话，所以讨论时，都是那些亲身做过调查的人摆材料。老头子听到高兴时，插上一段话，这些插话就是大家所希望的‘指导’了。”费孝通《江村经济》中的一些章节，比如蚕丝那一章，就在这样的研讨会上被认真讨论过。
　　1938年，欧洲战云密布，紧张的气氛也笼罩着马林诺斯基，他准备去美国躲避战乱。是年春，马林诺斯基就催促费孝通早点结束论文的撰写。该年暑末，费孝通完成了《江村经济》的书稿，时年28岁。随后，费孝通参加了一场比较奇特的论文答辩。答辩在马林诺斯基家里举行，答辩委员会成员只有马林诺斯基和另一位著名的东方学者丹尼森·罗斯爵士。当时关于东方的学术介绍，多出自研究东方学的学者之手，罗斯写过多本论东方文化的书，是英国首屈一指的东方学家。两位考官喝着酒，聊着该论文。作为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这位考官的话让费孝通吃了一惊：夫人看了你的书，说写得极好。他说他夫人已经细细读过这篇论文，一口气把它读完，足见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句话也可能表示，他自己根本没有看过这篇论文。当时罗斯对该书还是作出了评价：读者在该书中可以找到他所需要了解的任何关于中国的事情。这样的评价颇具有文学的浪漫。二人对饮甚欢，这位考官差点忘记他当时的使命。在马林诺斯基的提醒下，罗斯又对马林诺斯基说了一些恭喜他又培养了一位得意门生，云云。随后在费孝通的博士论文上签了名，“又喝了一杯酒，结束了这幕喜剧”。费孝通的博士论文答辩就样“顺利”结束了。这也许是英国考试制度史中博士论文答辩最为轻松、简单而“滑稽”的一次。
　　当晚，费孝通在马林诺斯基家吃饭，马林诺斯基就联系出版商，打电话给劳特利奇书局（Routledge）的老板说：“这里有一本书稿，你们愿意出版吗？”这位老板回答得很妙：“如果你写序言的话……”马林诺斯基回答：“当然。”马林诺斯基那篇评定《江村经济》学术地位的权威之论，随该序文由此而来。序里写了什么，费孝通是在从伦敦回国前从出版这本书的书局送来该书的校样上粗粗地看了一遍，印象并不深刻，当时占据他心头的是国内的抗日战争。
　　1938年秋，费孝通坐轮船回国。船到越南西贡时，费孝通听到广州和武汉沦陷的消息，于是他舍船登陆，取道越南，进入云南。到达昆明后，费孝通短暂休息了两周，就遵循马林诺斯基的主意，在滇池边上继续搞农村调查。
　　费孝通和《江村经济》英文版初次见面，是在1948年清华胜因医院的书房里，距这本书问世已有10年之隔。该博士论文的题目是Kaihsienkung:Economic Life of a Chinese Village（《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1939年，该博士论文率先在英国出版，英文扉页上印着“江村经济”四个字，1984年经戴可景翻译成中文，书名译成《江村经济》。
　　《江村经济》自问世以来，受到广泛赞誉。其中最初也是最高的评价，来自于该博士论文的直接指导者马林诺斯基。他的评价奠定了该书的至尊地位。在该书序言中，开篇第一句话马林诺斯基如此写道：“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即《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里程碑，任何一部学术著作，被冠以类似的评价，都是莫大的荣誉。该书获得这样的肯定和殊荣，不仅是费孝通的幸事，也是中国人类学对世界人类学的一大贡献。（责任编辑李树泉）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