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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与《江村经济》
作者：方旭东
学以致用，志在富民
社会学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外受帝国主义奴役，内受本国封建主义压迫。为挽救民族危亡，具有爱国之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救国之路，年轻的费孝通亦投身其中。为此，他由学医转向社会学的研究，想以此来为中国社会把脉，救国家和民族于困苦之中。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深受帝国主义打击，经济衰退，农民开始寻求自救之路。吴江县震泽一带，历来是我国著名的湖丝产地。数千年来，农民一直沿用鲜茧缫制土丝，蚕丝收入成为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近代机械缫丝工业的兴起，以及国内外对丝绸工艺要求的日渐提高，使土丝制造业陷入困境。为此，1923年，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以开弦弓村为据点，开展以推广改良蚕种和科学养蚕为中心的土丝改良运动。其中，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就是该改良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和组织者。
开弦弓村现为吴江市庙港镇的一个行政村，民国时期为吴江县震泽区区属村。以费达生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将科学技术送下乡，教农民科学养蚕制丝，扶持农民办合作丝厂，并于1929年2月成立了“吴江县震泽镇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促进了蚕丝业的发展，深受农民欢迎。1935年，经一轮技术改造，主机全部更新为新型立缫机。开弦弓丝厂社厂合一，由理事会进行管理，生产技术由费达生及女蚕校师生负责。姐姐在开弦弓村的工作无疑为后来费孝通的乡村调查提供了便利。
进村前，费孝通不但从与姐姐的书信和面谈中了解了开弦弓村的一些生产、生活情况，而且还根据姐姐提供的资料，以费达生之名撰写了《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独立评论》第73号，1933年10月22日）和《复兴丝业的先声》（《大公报》1934年5月10日）两篇文章，向世人介绍了开弦弓村创办的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的发展及所遇到的世界资本主义冲击等问题，阐述了兴办乡村工业对维持农民生活的意义。这两篇文章是《江村经济》一书调查的预调查，在预调查中也酝酿了《江村经济》里的主要观点和假设，初步肯定了技术下乡和乡村合作工业给人民生活改善带来的益处。实地深入到开弦弓村，严谨按照人类学田野作业的规范展开调查，纳入了费孝通的计划。
当时费孝通正处于情感的伤痛期。1935年费孝通清华研究生院毕业后，请假一年到广西瑶山去调查，同去的妻子王同惠不幸遇难，自己也受了重伤，于1936年夏转回家乡进行调养。姐姐将费孝通安排住在她帮助农民办的一家小型合作丝厂里。由于腿伤不便，接近缫丝厂是费孝通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正如费孝通所说，“反正没有别的事，开始问长问短，搞起‘社区研究’来了。”费孝通选江村作为调查基地，是有许多考虑的。在1985年的《从“江村”到“温州模式”》一文中，费孝通说明了选取江村作为被调查对象的原因：一则江苏南部地区手工业发达，农、副、商各业均有，可以作为一类中国农村的代表；二则因我姐姐费达生在那里办缫丝厂。费孝通在村里调查期间，借合作工厂的一间房当卧室。他离村整理资料的地点，拟为震泽丝厂，理由有四：一是他姐姐费达生此时兼任该厂经理，可以得到较好的安排；二是震泽环境较好，生活方便；三是震泽离开弦弓村近，便于回村进行补充调查；四是他进入开弦弓村前或离开弦弓村后都在厂里落脚，并在那里写过两篇通讯。费孝通到达江村的当天下午，就迫不及待“偕同一个本村的向导巡视全村”，“挨家挨户地访，挨个挨个地问”。
从1936年7月3日到8月25日，费孝通写了7篇《江村通讯》，相继发表在《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第11、12、13、19期上。《江村通讯》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这项研究工作的动机和希望》，进村前写于震泽震丰丝厂。根据当时费孝通写的《江村通讯》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可以知道，费孝通首次江村研究有近两个月的时间。首先，他进村的时间是7月3日当天或以后，即写完第一篇通讯以后，因为在这篇通讯里他没有说已经在村里，对村里“两性间有严密的分工……极有趣的事实”是从苏州到震泽的路上听熟悉开弦弓村情形的人介绍的。其次，这次研究他先后两次进村，即实地调查搜集资料一次，补充调查一次。再次，具体时间安排有三段：7月初到7月末进行实地调查；7月末到8月中旬离村20多天，开始分析及整理资料；8月20日前后几天“重来乡间，补充和校核我已得的材料”。8月25日，他在震泽丝厂写完最后一篇通讯，题为《离乡》。由此计算，这次研究工作实地调查约1个月，分析及整理资料20多天，二者合约50多天，在他“为时两个月”的计划之内。
1936年9月初，费孝通带着他的调查材料，从上海启程，乘意大利的“白公爵号”邮轮远赴英伦求学。按照吴文藻的建议，他将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他在船上将在开弦弓村调查的有关资料整理出大纲，《江村经济》已具雏形。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费孝通到了伦敦，被介绍接见的第一个人是马林诺斯基的首位博士雷蒙德·弗思。弗思当时是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副教授，是系里为费孝通指定的指导老师，也是费孝通最初的导师。弗思是新西兰人，为人和蔼。据费孝通回忆：“我相信我给他最初的印象是很不妙的。”接下来在英语入学考试中，尽管口语不太好，但费孝通却以不错的笔试成绩再次得到弗思的接见。这次，他们谈到费孝通在国内学习的情形。当时费孝通在国内学习时的俄籍老师史禄国在英国人类学界有一定的知名度，这也增进了弗思对费孝通的好感。
按照费孝通当时的理解，“我估计既然要读人类学，而人类学主要是研究当时被侮称做‘原始’的部落。”因此，在这次谈话中，他重点介绍了在瑶山调查的情况，而弗思对该调查却不以为然。当费孝通谈到开弦弓村的调查时，才引起弗思的注意。后来，弗思经过多次对费孝通关于开弦弓村调查的了解，在确定费孝通的博士论文选题时，替他将论文主题确定为“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样，江村经济的调查正式走向严肃的学术整理阶段。《江村经济》作为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在他见到马林诺斯基之前，就这样在弗思的帮助下确定了，对此，费孝通感激地回忆，“他这个选择可以说是扭转方向盘的第一手”。
按照当时费孝通所接受的人类学训练和人类学理论，一时难以成为马林诺斯基的学生。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由于费孝通在家乡扎实调查的详尽材料，为他成为马林诺斯基关门弟子奠定了基础。另外，吴文藻与马林诺斯基会面则将费孝通成为马林诺斯基学生的可能变成了现实。1936年，吴文藻持司徒雷登给美国罗氏基金会的介绍信，代表燕京大学去参加哈佛大学300周年纪念会，并与马林诺斯基会面。在会谈中，吴文藻向马林诺斯基介绍了费孝通及其在江村的调查，从而促进了费孝通与马林诺斯基的师生缘。
马林诺斯基回到伦敦不到一周，就邀请费孝通一起喝茶，边喝茶边聊天。对这次聊天，费孝通回忆道：“他问了问我到伦敦以后的情况，我告诉他已经跟弗思定下了论文题目。他随手拿起电话，找弗思说话，话很简单，只是说以后我的事由他来管了。”就这样，马林诺斯基将费孝通从弗思那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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