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关于留守儿童学习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作者：王一涛

　　笔者与5位曾经让孩子单独留守的家长进行了访谈，这些家长都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而被迫同时外出务工。5位家长中有3位家长明确表示自己和配偶都在外的时候，孩子的学习成绩下降了。谭凯（化名）的父亲说，自己和爱人在上海打工的一年时间里，谭凯的学习成绩由班级第一名降为十几名。发现孩子学习成绩下降以后，谭凯的父母经过商量，决定由谭凯的父亲回家照料家务同时辅导谭凯的学习。蔡沁（化名）的母亲说，孩子的学习成绩本来还可以，但是自己和他父亲外出后，“孩子的学习就荒掉了”，现在她决定回来照顾孩子读书，因为“本来是为孩子而忙的，孩子学习荒掉了还有什么意思？”。程琼（化名）的母亲在程琼六年级的时候开始随丈夫到外地打工。在他们同时在外地的两年内，程琼和奶奶生活在一起。程琼因为非常想念父母，“每天放学后就坐在门口，希望能够看到我们回来”，所以学习受到了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
　　在与父母进行访谈时，笔者隐隐约约地发现了农民关于外出务工与照顾子女的关系逻辑。一般而言，当孩子的学习成绩优秀从而导致父母对孩子考大学抱有较高的期望时，父母双方一般不会同时外出打工，因为父母知道，双方同时外出不可避免地会对孩子的学习产生影响，除非由于家庭经济的巨大压力或其他原因使父母不得不同时外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的学习因为父母同时外出而出现急剧下滑，父母可能会立即调整自己的打工策略，让一方回到家中照顾孩子。而当孩子学习成绩不是很好、父母对孩子考大学又没有较高预期时，父母同时外出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而且即使孩子成绩出现下滑也可能引不起父母的足够关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统计上留守儿童的平均学习成绩不如非留守儿童。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无论孩子学习成绩下降与否，留守儿童的父母都承受着巨大感情创伤，他们承受着感情的内疚。张洁（化名）的母亲随丈夫在山西煤矿打工半年，半年内虽然张洁的学习成绩没有受到明显影响，但是当张洁在电话那边哭的时候，张洁的母亲也总是忍不住泪水，而且张洁的母亲还承受着来自亲戚朋友们的批评：“你们怎么这么粗心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农民对外出打工和在家照顾子女的选择是很无奈的，这深深地反映出了他们的弱势群体地位。
　　
　　四、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对策思路
　　
　　父母同时外出给孩子的学习和其他方面的成长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如果父母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让一方留在家中照顾孩子，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父母选择同时外出，一般都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根据笔者的调查，父母双方同时外出的原因可以归为如下三类：一是还债。当家庭由于某种原因（如建房、治病等）面临相对于家庭收入而言沉重的债务危机时，父母双方可能会同时外出，笔者访谈的5个家庭属于这种情况。二是储蓄。当家庭有巨额（相对于家庭收入而言）开支预期时，父母双方倾向双双到外地打工，笔者访谈的大部分家庭都属于这种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子女未来的教育消费预期是大部分农民进行储蓄的主要目的，因为目前的高等教育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一般农民家庭所能承受的水平，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曾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调查。三是维持或增进夫妻情感。一方常年在外，另一方常年独守空房，这对于心理和生理都是一种折磨。笔者访谈的18个家庭中，至少1个可以归为此类。考虑到这些导致父母同时外出的原因很难解决，父母同时外出从而导致孩子单独留守的现象在我国还将长期存在。因此，我们不能将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回家照顾孩子上，我们必须寻找其他的对策。
　　许多学者提出了关于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对策，这些对策包括发挥社区对留守儿童的监护和教育、重视学校对留守儿童的关怀等方面。笔者认为，在这些可以选择的解决方案中，最为可行的方案就是发挥学校的作用。目前大部分农村学校都是寄宿制，孩子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面度过的，如果学校能够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关爱和照顾，那么留守儿童因父母外出而产生的孤独感就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而且，老师的关爱和心理辅导也可以成为留守儿童独自在家时的感情寄托。因此，我们特别调查了目前学校对留守儿童所采取的措施。
　　使我们吃惊的是，许多老师（包括班主任）都不清楚班中哪些孩子是留守儿童，更谈不上对留守儿童给予特殊的关爱了。也就是说，对留守儿童的关爱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停留在学者和媒体的呼吁上而没有转化为老师的行动，而老师的行动对于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是最为重要的。根据张五常等经济学家的观点，对现状进行合理的解释是改变现实的必经途径，我们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最能够帮助留守儿童的老师却并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我们的教育激励和教育评价体制。教育系统是一个科层化的组织体系，学校是这个科层组织中的一个部分，而科层组织成员（教师）的努力方向和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科层组织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评价、学校对老师的评价、老师对学生的评价都是以考试成绩作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如此一来，老师的主要关注点就在于学生的学习成绩（而且主要还是那些“优秀”学生的学习成绩），淹没在学习成绩之下的学生心理、情感等问题都很难进入到老师的视野之内。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当前大部分农村教师都在时间和精力的“有限资源约束下”承担着几乎无限的工作任务。班主任老师要完成自己所教科目的教学、要抓好全班的学习成绩、要维持全班（班额一般都在60人以上）包括早操和晚间休息在内的所有活动的秩序，“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就是大部分老师的写照，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很难有时间去关注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学生的心灵世界了。
　　改革的路径依赖于我们对事物原因的解释。上面的访谈让我们知道，留守儿童最需要关注的就是他们的心理和情感问题，即使学习成绩的下降也是通过心理和情感这个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的。因此，我们要改革当前的教育评价和激励体制，真正改变单纯以考试成绩作为最重要的教育评价指标的做法。教育评价体制的改革必须引导和激励老师关注学生的心灵世界、关注他们的全面成长，而不仅仅是学习成绩，唯有如此，承受着孤独和寂寞的留守儿童以及农村的其他弱势群体儿童才能够得到老师的真正关怀。其次，农村教育本身的弱势地位也加剧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困难性。农村学校由于教育经费的限制，在师生比、学校生活的丰富性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学校，这加剧了留守儿童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加快对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步伐。
　　当然，我们说改革教育评价机制和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有利于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并不是说在目前的教育体制框架之内我们就无所作为。实际上，当前的教育体制框架仍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行动空间。只要包括教育行政人员、教师和教育研究者等在内的每一个人都深刻理解关注留守儿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通过切实的行动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怀，留守儿童在成长中因留守而可能出现的问题就可以得到有效地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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