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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敢教日月换新天
作者：汪幸福等
蒋的秘书周宏涛立即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听了，很不高兴，但没有否认宋美龄要他到瑞士避难的事。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说，美国不打算对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杜鲁门的声明，让宋美龄感到失望和痛苦。1月13日，宋美龄回到台湾。(汪幸福)
高岗建议把东北献给苏联
1949年7月27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高岗表现得十分兴奋，他建议把东北作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高岗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东北遭到美国侵袭，并且可以成为南进击败蒋介石斗争中的最可靠的基地……高岗发言结束后，与会者报以掌声，但是刘少奇非常生气。对此，斯大林批评高岗是“张作霖同志”。
1949年9月，一个香港百万富翁代表团访问了毛泽东，要求允许他们到东北去看看。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团回到北京后，又见到毛泽东并谈了他们对东北的印象。
他们说，东北的秩序虽然很好，但感觉不到是中国，倒好像是苏联。最使他们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几乎看不到毛泽东的照片，而斯大林的照片在东北却到处都是。毛泽东当天就把高岗召到北京来参加政治局会议，议程只有一条，即讨论“照片问题”。
政治局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大约清晨四时左右，刘少奇第一个发言严厉批评了高岗。他将高岗在莫斯科建议把东北改为苏联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的事与东北不挂毛泽东照片的问题联系起来；周恩来接着发言，他指责高岗背叛，企图把东北让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开除出政治局，甚至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没有发言，只是在投票时，支持谴责“高岗路线”的决议，并同意把斯大林的照片从全中国摘除。
高岗走后，苏方有关人员即向莫斯科报告。第二天，斯大林拍来一个电报，支持毛泽东、刘少奇谴责高岗。
1949年12月初，毛泽东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命令在沈阳停车，并邀请苏方有关人员一起去参观市容。沈阳所有的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的半身像，而毛泽东的照片几乎看不到。回到火车站，市委书记向毛泽东报告说，东北工人和高岗、林彪准备了一车皮礼品要送给斯大林，祝贺他70岁生日。这节车厢现在就挂在毛泽东车厢的后面。毛泽东听后指示说：“把这节车卸下来，把礼品也卸下来，一半送到高岗家，一半送到林彪那里，对他们俩说，俄已经准备了来自全国的礼品送给斯大林，东北至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科瓦廖夫)
苏联驻华大使南下广州之谜
1949年1月18日，孙科内阁决定南迁广州，并通过外交途径通知了各国驻华使馆，建议他们随同迁往广州。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不赞成政府南迁，但孙科还是固执已见，于1月26目将行政院南迁广州，并于2月5日开始在广州正式办公。
在国民党政府出现“府院之争”的情况下，欧美各国驻华使馆都持谨慎的观望态度，不但拒绝随孙科内阁一道南迁广州，而且一直留到南京解放以后都迟迟不肯离去。与此相反，苏联却明确指示其驻华使馆遵从国民党政府孙科内阁的建议，随之移驻广州。随后，苏联使馆的主要工作人员在大使罗申的带领下，于2月2日先行抵达广州。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将近4个月，直到5月30日苏联大使馆才撤离广州，但仍没有彻底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
当时，中共中央对苏联大使罗申随孙科内阁南下广州感到难以理解。恰在此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指派密访西柏坡，负责同中共领导人商讨中国革命问题。1949年2月1日，周恩来在同米高扬会谈时趁机提出了这一颇为敏感的问题，请来高扬作出解释。当时，米高扬解释的理由十分牵强。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目前中国只有一个我国派驻使节的政府。这位使节把使馆的一部分留在南京，而本人与中国政府一起迁往广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中方有一种观点认为，“罗中大使随迁广州，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苏联对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半信半疑，对美国武装干涉考虑过多，并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继续脚踩两只船”。
还有人认为苏联大使南下广州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因为“有些消息证明，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与苏联谈判在新疆共同建设几个工业项目，斯大林想在新中国成立前使之成为事实，不论国民党胜败都能从中谋取利益”。罗中南下广州主要是为了攫取经济利益的观点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堂堂一国政府为此区区小利而在外交上采取如此行动，实在让人难以理解。(秦立海)
毛泽东邀司徒雷登北上真相
1949年4月22日，南京解放前夕，中外媒体报道了令世界震惊的消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拒绝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要其南下的请求，坚持“滞留”南京，仅让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以“代办”名义去广州，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却随国民政府南下去了广州，留守南京的只是参赞史巴耶夫。
司徒雷登“滞留”南京71天，内中显露了美苏争夺中国的暗中“较劲”。1949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并确定了美国当时的“当前目标”，即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
此前，美国政府长期支持蒋介石政权。随着美国的一些开明人士对中国国共两党的深入了解，逐渐改变了原先的看法。马歇尔特使推荐司徒雷登做了驻华大使后，大使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赶紧修补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建议。
司徒雷登对中国有着“故土情结”。他1876年出生于杭州，从小受到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影响。他自称“半个中国人，半个美国人”，后来又被任命为北京燕京大学校务长。陶行知、黄华、龚澎都是他赏识的学生。
抗战期间，司徒雷登十分敬仰毛泽东。燕大许多学生奔赴解放区时，司徒校长在饯别学生时还说：“国民党腐败无能，抗日战争的前途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重庆谈判期间，司徒雷登还曾两次拜会毛泽东。
毛泽东知道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指令周恩来调派天津外事处处长黄华赶赴南京，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一是为中央接收敌伪外交档案；二是迅速与司徒雷登谈判沟通。
5月5日下午，黄华来到南京，打电话给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学友，约好次日见面。见面时，傅泾波提出：“你来了，也应该去看看你的老校长啊!”5月13日晚上8点半，黄华以私人身份拜访了老校长，交谈了近两个小时。6月6目，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军管会外事处办公室正式谈判，核心是美国和新中国建交问题。
6月16日，中央安排燕大校长陆志韦写信致司徒雷登，邀请他北上访问燕大，在那里过70寿辰。6月28日又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欢迎司徒雷登前往北平的信息。但是，司徒雷登坚持先请示国务卿艾奇逊后再北行。他还请去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民盟领导人罗隆基，向中共领导人转告，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给新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获得的贷款。而罗隆基听到毛泽东“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报告时，不敢把“50亿美元援助之事”转达给中央。不料，美国政界两派激烈争斗的结果，又拟将其在亚洲的工作中心放到日本。终于，中美错过了实质性谈判的机会。到了7月2日，艾奇逊电令司徒雷登立即回国述职，终于关上了中美谈判的大门。这样，一次历史上难得的“中美建交”接触便戛然而止。
8月2日早晨，南京军管会派人到明故宫机场监督放行，司徒雷登向我方人员挥手道别后，带着遗憾飞离南京……
8月18目，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于鸿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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