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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受鲁迅之《狂人日记》的影响，反正我一看仁义二字就浑身发冷，想起“吃人”二字。孔子可能是无辜的，动机可能是好的，他所谓的仁义，说穿了，就是希望最高统治者——那些狼变得温情一些；希望下层统治者——那些狗变得规矩一些。按狼和狗的本性，当然反对这些温情的东西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者发现这些伪装很能迷惑小羊般的民众——狼外婆的故事就是咱民族典型思维特色的再现。最终，在孔孟之家的教唆下，最高统治者变成了狼外婆，下层统治者——学而优则仕的那些读书人，则变成了狗姨妈。儒家的诚实被人怀疑，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我的目的，不在揭穿儒的虚伪，因为道家在这方面，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我更关心的是，仁义一旦成为道德，它就变作了杀人凶器。更多的时候，甚至不用狼外婆动手，狗姨妈们就自己撕咬开了，比如“文革”里，文人最根本的悲剧不是来自上层的批剥，而是来自内部，自己人咬自己人。有些文人并没有从政，但他们是准姨妈，作派比那些在位的姨妈好不到哪里去。这导致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正常学术批评的学统，现在这种毛病还很重。我在网上遭遇一位同仁，也是教历史的，那位仁兄就在我所任版主的坛子里贴这样一个贴子——试看三糊涂的卖国言行！我一看就愣了，几天不到，我怎么私下又把咱国给卖了？仔细一看，原来因为我写了一篇评袁世凯的文章——“文化革命”过去多年了，可有些同志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比当年的红小兵还紧，也真难为他们了。
如果说美国对待自己的殖民地，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话，那么孔子推销自己的学说，用的则是仁义加拳头。优秀的民办大学校长少正卯就是这样被杀害的。
孔子作为一代师表，喜唱仁义小调。问题是，他有一桩公案，至如今说不清道不明。我说的是孔子诛少正卯。虽然孔子诛少正卯史实不清——先秦典籍中有的提到孔子诛杀少正卯，有的则没有记载。这样，孔子是否诛杀少正卯，就成了历史公案。但正是由于不清不白，我们才更有理由怀疑。《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有一句话深得我心：“我怀疑得有理！”历史学家克罗齐说，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汪丁丁说：“历史尽是谎言，错误都被掩盖了，眼下的种种‘纪念’，其实是为了‘忘却’。”周宁说：“与其说历史是记忆的工具，还不如说它是忘却的工具！”鉴于孔子的圣人地位，以及为尊者讳的中国治史传统，所以，我相信《荀子·宥坐》中的记载：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先）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而有之……不可不诛也。”
《史记·孔子世家》也云：“（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看来，少正卯在儒家眼里，确实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邪恶人士，不是自由主义者，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总之，是让统治者不省心的那类。孔子云：谁能出不由户？历史没有记载少正卯的言行，但我怀疑少正卯就是那种“出不由户”的思想者，教授给学生的，估计略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或者相当于苏格拉底的“败坏青年”，孔子自然自认杀人有理了。孔子为人所诟，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利用政治势力消灭学术对手——据《论衡·讲瑞》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可见少正老师讲的课，的确精彩，否则孔子的学生，就不会一度跑得只剩下老憨颜渊一人。甚至有学者认为，孔子心术忌刻，以争名戮人，老子西出函谷，就是因为秦地之无儒，而孔氏师徒也奈何他不得云云。尽管这猜测有点夸张和可笑，但是我相信这一点：如果让孔子摄相位久一些，估计杀人更多，用仁义杀人，难道是儒家道统吗？！
研究历史，我更关注的是细节。孔子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与耳！”（《史记·仲尼列传》一般的解释是：因为子路比较勇猛，谁侮辱孔子他就揍谁，所以，自从孔门有了子路以后，就没有人敢对孔子出恶言了。这一细节，让人大有琢磨头，如果说美国对待自己的殖民地，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话，那么孔子推销自己的学说，用的则是仁义加拳头了。
如果说孔子还算温情的话，那后世的孟子干脆就是一根棍子了，骂人骂得好凶。比如杨朱提倡“为我”，主张“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墨翟鼓吹“兼爱”，主张“爱人之父如己之父”，孟子痛骂他们“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幸亏孟子没有摄相位，否则他杀几个持异见者，那还不是当畜牲来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儒家学说本身就是一根棍棒，一件凶器。权势者、执政者，顺势把自己打扮成仁义的化身，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向四处抡棒。就连张献忠杀人，也是拿德性为理由的：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总之，它导致我们非常不好的一个传统：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学统也是如此：道德评价先于事实评价，历史课干脆变成了思想品德课，而思想是可以定罪的！
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与亚里多德的“人的本性是政治动物”的观点很相近，所以儒家在政治方面的热情与道家在政治方面的冷漠恰成鲜明的对比。如果我们谴责道家不负责任的话，那么，对于儒家入仕的积极，我们就不能一味地加以嘲讽了，谴责消极，嘲讽积极，那我们成什么东西了？但是不嘲讽，并不意味着放弃警惕与怀疑——我说的是儒家的仁义与道德，以及利用儒家仁义与道德作饰品的恶政与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