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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里独有一枝开得很灿烂，那就是权术。上至帝王，下至官僚，都喜欢玩这个。曹操算玩得最妙的——挟天子以玩诸侯。但大多数同志都玩得不妙，最后把自己的小命儿也玩没了。比如商鞅，虽然推行的是法治思想，但其思想有个前提——权！也就是说，君主推行法令，必有专权，君尊令行，否则有名无权，法令不行。怕大家不信，商鞅还玩了个“立木为信”的游戏——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南门，以十金之赏募民移木于北门。民怪之，不敢徙。复赏五十金，有一人徙之，遂得奖赏，百姓始信卫鞅令出必行。为什么说是游戏呢？第一，百姓怪之，说明国家政治生活与国人日常生活中缺少这个“信”。第二，商鞅跟国人玩“信”，但是最高统治者可不跟你玩这个，他说你反了，你还真就反了，不反也得反。商鞅最后的结局是车裂示众。
中国权术的集大成者当属韩非子。韩是给中国帝王上权术课的最称职的启蒙老师，同时也是最有奉献精神的老师——他自己就是供帝王实习权术时的活道具。韩非虽然是个大结巴，但是茶壶里的饺子不少，其饺子馅由三种调料调成，计有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韩非批评商鞅“徒法而无术”，批评申不害“徒术而无法”，又吸收了慎到的“势治”学说，认为君主应该根据官府公布的成文法，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势，心中再暗藏诸多机关术，来控制群臣与百姓，以达到天下大治。韩非的文章一下说到了秦皇心坎里，所以，秦皇对韩非是不见就钟情：“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为夺得韩非，秦皇不惜兵临韩国城下，韩王就乖乖地把韩非拱手相让了。秦皇终于得见此人，问题是，秦皇这样的统治者，奉行的是杀鸡吃蛋之原则。但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并不是因了秦皇的刻薄寡恩，而是韩非的当局者迷。正如司马迁所说：“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为帝王献权术，为世人言“身危”种种，却自己保护不了自己，这算哪门子权术？
韩非的同学李斯发现了一半真理：“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史记·李斯列传》）这一半真理是：仓鼠与厕鼠是有高下之别的。但是韩非的这位同学，没有发现最致命的另一半真理：不管仓鼠还是厕鼠，总归鼠类而矣，命中注定，出洞前要嗅嗅洞口有无危险的气息，更要两眼骨碌，两眼贼亮，时刻准备着逃跑。李斯这仓鼠最终落个腰斩的下场，临死前，也就跟儿子感叹那么一句：“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不可得乎！
道家在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使关己，生不如死。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至于自身安全堡垒的建设，爱谁谁！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儒家执政，虽然奉行着师道的原则，走的却是臣道的路线——“致君尧舜”，尧舜是个永远的梦，这梦做了五千年，越做越不地道——若真按儒家对尧舜的描述来比较，我们会发现后世的帝王越来越差劲——典型的黄鼠狼下老鼠，一窝不如一窝嘛！而权术派韩非们的所作所为，甚至比不上猫。猫给老虎授课，还知道留一手防身呢！
没有有效的体制，那么再会玩弄权术，也是枉然；再会隐没，也能引你出洞；再会忠诚，也是愚忠！直到现代，我们的知识分子仍然没有为自己营造出一个安全自由的堡垒！出洞前东嗅西嗅，探头探脑，滑稽又可怜。更可悲的是，手掂大棒与鼠夹在洞口实施打击与拦截的，却更多的是同类——鼠类自身！
可以说，东西方都有自己的“殉道者”，西方有苏格拉底和布鲁诺等。中国有屈原和文天祥。但区别是有的，他们所殉的“道”是不一样的：苏和布殉的是“知识”之道，真理之道；屈和文殉的则是忠君爱国之道，伦理之道。这里不论他们殉道的境界之高下，只论后果：在西方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先是有了文艺复兴——上帝死了，人活了；后是有了法国的启蒙主义——君权走了，人权来了，其精神可用伏尔泰的一句话概括：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同意，但是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韦伯给教师提出一个价值中立性原则——“在大学的课堂上，教师更应该保持自己的价值中立性，要教给学生的是经验科学的正确结论，而不是自己所持有的价值准则或宗教信仰。教师也不应该用自己的价值信念去影响学生的判断力，使学生对社会事务的观察染上价值观念的偏见而失去客观性。价值判断是要宣传的，但那是政治家、宗教传教士们的事业，应该拿到教堂或公众场合去做。”美国走得更远，干脆定了个“言论中性”——言论本身没有对错之分，也没有真理与谬误之分。就连炸白宫这事儿，只要您光说不练，那么您随便嚷嚷。我在大学教书，我们的领导经常给我们打预防针：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领导说得对。只不过，有时候我搞不清，学术与宣传的界线！
中国历史中，士大夫们殉道的也不少，但是收获不佳——只收获了一个忠君爱国！而且爱得稀里糊涂，君主、国家、政府、民族等概念都分不清楚。典型的思维逻辑是乡革命委员主任们创造的：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乡政府，反对乡政府，就是反对县政府，反对县政府就是反对省政府，反对省政府，就是反对中央，反对中央，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至如今，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们还在用这一手对付农民：你上访告我，就是妨碍我仕途，妨碍我仕途，就是妨碍稳定，妨碍稳定——那就反了，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