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王宝林情妇赵丽江之谜
作者：梁祖国
“不，我今天晚上没事，想陪你呆一会，跟你一起分享一下获奖的喜悦呀!”他很平静地说。
我们一起往城里的方向走。
“分享喜悦?奖可还没拿到手呢。”我说。
“那还不是手拿把攥的事儿，老李是评委，他跟我的关系没得说。”
走到一个路口，他指着一家饭馆说：“爬了一天的山，你累了，我也感到挺乏，我请客，咱们喝杯啤酒吧，顺便想跟你说点别的事儿。”
我很少下饭馆，尤其是跟男的。但是此时此刻，我是不能拒绝他的邀请的。总得给人一点面子，尽管我一向挺清高。
进了餐馆，我们找了个位子坐下，他显得挺慷慨，一下子点了七八个菜。葡萄酒上来时，他给我斟满一杯：“喝，这一段时间，演出太辛苦，太紧张，我们难得有时间放松一下。来，我们干一杯。”
他举起了酒杯，我们碰了一下，他一口气把杯里的酒干掉，指指我：“说好干掉的，别剩下。”
我努着劲，把酒干掉。我这人一喝酒就脸红，加上那天身体特乏，空着肚子，一下喝了那么多酒，很快上了脑子，眼前有一种恍惚的感觉。
他似乎挺尽兴，一连又劝我喝了几杯。我记起他刚才说要跟我说一件事，就问他：“什么事儿，弄得这么神秘?”
他迟疑了一下，说：“我觉得你挺有舞蹈天赋的，你的基本功扎实，又有文化素养，是个好苗子。你难道就不想再往专业方向发展吗?难道就想当一辈子工人吗?”
我说：“我从来就没想当一辈子工人，但是将来干什么，我还没想好。跳舞也不能跳一辈子呀，何况我父亲并不打算让我搞文艺。”我说的是实情。
他沉吟了一下说：“听说最近北京的‘海政’要招文艺兵，你想不想去?”
我笑了：“别开玩笑了，人家‘海政’能要我?”
他一本正经地说：“只要你想去，我会想办法。你的年龄并不算大，再说你不跳舞，也可以搞声乐嘛。你的嗓子不错。‘总政’、‘战友’我没人，‘海政’我倒有路子，我有好几个战友在那儿呢。”
我知道他原来当过海军，在“海政”也呆过，因为作风问题而转业的。但是我不想靠他的路子去“海政”。
我说：“我压根儿就不想吃文艺这碗饭。要去，我早就不在工厂呆着了。”
他听了显得有些不高兴，马上换了别的话题。
那天的酒，我喝得实在不少，走出餐馆，凉风一吹，身体都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了。他喝得也挺多，但他的酒量大，没事儿。
我的身体有些发飘，脚像踩在棉花垛上一样，他过来搀我。我的头不由自主地靠在他的胸前。
迷迷糊糊地往前走，大约走了半个钟头，我有些支持不住了，对他说：“你把我送回家吧。我家离这儿挺近的。”
他却说：“你这样回去，我不放心，再说，你父亲见你这么失态，也会责怪你的。这么晚了，他一定以为你在外边怎么样了呢。”
“我觉得也是，可这么晚了，我能上哪去呢?”
“回厂子吧，末班公共汽车还赶得上。”
我是怎么坐的公共汽车，怎么进的厂门，都记不得了，我当时真醉了。大概是快到厂门口时，我把胃里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心里觉得好受些，神志也有些清醒了。
进厂后，我让他送我回女宿舍，他犹豫起来，沉思了好半天才说：“还是到我的宿舍呆一宿吧，我们宿舍这几天就我一个人。你现在回女宿舍，别人也会对你起疑的。”
鬼使神差，真是鬼使神差!听了他说这话，我身不由己地跟他进了男宿舍。
那天夜里，他把我安顿到床上，没动我一下，真的，他自己是在另一张床上睡的。
假如那天夜里，他真动了我，我一定会告他强奸罪。当时我这人虽然思想比较开放，但在这个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朋友就是朋友，同事就是同事，在性问题上不能越轨。除非你要娶我，我也要嫁你。我的过失，偏偏就在那天夜里他没有动我这一点上，他赢得了我对他的信任，我甚至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所以当他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跟我含着眼泪讲他不幸福的婚姻和家庭状况时，我对他深表同情。
我恰恰是中了他的圈套。当时他十分悲痛地告诉我，他与妻子的结合是一种人生的误会。当时他年幼无知，屈从了父母的包办，以后他长期过着军旅生活，他的妻子不甘空室的寂寞，背着他跟别的男人怎么样啦；他的妻子是怎样的一个生性刁钻，极不通情达理和缺乏文化教养的人，他们之间在志趣上又是怎样的格格不入。
“跟她在一起生活简直是一场苦难。”他哭得十分伤感，那样子着实让人可怜，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他的泪水融化。我当时像喝了迷魂汤，忘记了他是演员出身。
在一个夜晚，我充满激情地投入到他的怀抱。
他很会来事，一直用甜言蜜语来哄我。我瞒着我的父母，把这一切都遮掩得那么落落大方，没露什么马脚。直到几个月后，我发现怀孕了，才觉得事情有些不妙。
我想到了不久以后体内的小生命会“显怀”，这是很让我难堪的事。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再这样稀里糊涂地活下去，何况“显怀”之后，引起人们的怀疑和诘难，会让我无地自容。
我一直想和他好好谈谈我们的事情，但是，每次见面，冷静地思考都被那种暴风雨般的激情淹没了。有时来不及平静下来谈一谈，便被他的欲望和冲动，搅得心绪不宁，以至于感情冲破理智的闸门，而尽情地渲泄。
最后一次性接触，我抽了他一嘴巴，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让他清醒。
“我们谈谈吧。”我让他穿上裤子，规规矩矩地坐下。
他厚颜无耻地说：“先干，然后再谈。”
“你他妈的真是畜牲!我已经怀孕三个月了，你不知道吗?”
我给了他一拳。
他无可奈何地系上了裤带。
“有什么好谈的?”他悻悻地说。
“你打算怎么办?我的肚子大了。”
“打胎去吧。”他轻佻地说。
我的眼睛凝视着他。我想不到他会如此漫不经心。
“打胎?这孩子可是你的。”
“我的又怎么样，你总不能让我……别忘了我那边还有孩子。”
我陷入了一种绝望之中。
过了好一会，我说：“你不是发过誓吗?离吧，跟她离婚，我们正式结婚吧，你别让我再过这种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日子了。”
他低头抽烟，不说话，眼里流出两行泪来。
我的心又软了。我过去抱住他，用手梳着他的头发说：“你不是早就下了决心了吗?你不离婚，我怎么办?你现在让我怎么做人呢?”
他痛苦地摇了摇头，长叹了一口气说：“我对不起你。”
我从他的脸上微妙的变化之中，看到了欺骗的影子，难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场游戏吗?难道我成了这场游戏的牺牲品吗?
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不是那种贱女人，你知道我平时的高傲，但是我对你的确是一片真诚，我把女人最珍贵的东西给了你，你占有了我的青春，我的心。但是我绝不勉强你，爱情这东西不是商品，来不得半点假冒伪劣。你比我年龄大，你是过来人，你知道该怎么处理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我现在心里很矛盾，我们走到这一步，已经掉进了痛苦的深渊，也许你很快就可以解脱，但是你想过我吗?我怎么办?如果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会做出你的选择的，别的什么话，我也不说了。”
他走了，样子很痛苦地走了。
几天以后，我到妇产医院打了胎。
痛苦折磨着我。我托爸爸同事的女儿在哈尔滨第二人民医院，开了一个月的病假———我再也不想见那个人了。
让我感到窘迫难堪的是，当我在家歇了一个月，重新上班以后，厂里开始对我风言风语，我搞不清打胎的事怎么会传到厂子里。因为我去医院打胎托的是一个熟人，而且用的是一个假名，行动相当秘密，厂子里的人不会知道。这件事到现在也是一个谜。我始终怀疑是他把这事传出去的，可是他传这事，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实在让我感到困惑。
我不想对任何人解释，这种事越描越黑。
我第一次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同宿舍的那个小姐妹似乎很理解我，当时厂子里的人只有她还对我表示亲热。我已经懒得上食堂了，她每天给我打饭，并且一直陪着我，以至于车间主任找她谈话让她跟我划清界限，她也不改初衷。
我很想找厂长书记，把一切都说个明白。但是，当我看到林永峰跟厂长拍肩搭臂，耀武扬威地在我面前走过时，我气得简直要发疯。
我曾经约林永峰谈话，想不到此时的他，见了我像个陌生人，“没时间！”他冷冰冰地说。好像把我们的事已一笔勾销，而且显得那么坦然。
我从这张虚伪的面孔上看到了一个极其丑恶的灵魂，这种人难道还值得为他而折磨自己吗?
厂部在研究对我的处分问题。同宿舍的姐妹告诉我，那个车间主任已打了报告对我行政记大过。
我不准备再找任何头头脑脑，这种龌龊事本来很难启齿，即使他们能同情我，免于对我的处分，又能怎么样呢?
我已经没法在这个工厂干下去了。在他们对我的处分没下来之前，我写了一份辞职报告，不管他们批不批，我悄悄离开了工厂。
三个月后，迫于生计，我在哈尔滨一家夜总会里做了女招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陪小姐”。
当了两年“三陪小姐”后，我自己在经济上有了一些积蓄。正在这时，我从报上看到北京的一家模特儿队公开招聘模特儿，我毫不犹豫地背起行囊就出发了。
我不相信，我的命运就没有转机的时候。
我的模特儿生涯
１９９２年８月，我到北京的时候，已经２４岁了。我身高一米七三，这几年虽然经历了许多坎坷，但我的身条和面容依旧出类拔萃。对于我当时的状况来讲，我想的是尽早另外找一个职业，稳稳当当地求发展。
我开始是从电视上了解时装模特儿这一行业的。看着那些甚至还不如自己漂亮、不如自己身材好的女孩子们潇洒地走来走去，我心中充满了敬佩和羡慕。那时我手边正巧有一本世界名模传记，那是一位曾辉煌数十年的女模，当她四十多岁的时候，还曾经登台演出引起轰动。
经过考试，我顺利地成为了一个业余模特儿。我虽然在年龄上不占优势，但模特队里的姐妹们对我的身材既羡慕又嫉妒。
当时，我被自己的设想冲昏了头脑。我想，忘掉从前吧，一切从头开始。当时的计划是，两年之内进入国家级的模特儿团体，成为全国名模，然后，找机会去法国。世界服装文化的中心在巴黎，那里是模特儿们走上巅峰的地方。
我进模特儿学习班学习的时候，便付出了比其他模特儿多几倍的努力。当时其他的模特儿只是每周两个晚上练练走台步的基本功，我却将全部的时间都用上了。
我的模特儿培训班刚结业，便有一个“穴头”找上门来，说要组织一个演出队，每月管吃管住另给１５００元，表演一场给２５元。模特班的老师说：“你们能赶上这样的好机会真不错，不妨出去见识见识。”
我便随队一起走了。我们先到了石家庄，住在一家饭店里，随后，领队将当晚演出的服装送到了我们房间。我们一看大吃一惊，除了泳装还是泳装，惟一的一套紧身上衣加超短裙，也因为暴露过多而添一种欲盖弥彰的感觉，不是泳装胜似泳装。我们立即抗议：“我们不穿这种服装!”
领队说：“不穿这个穿什么?你们不了解情况，现在的演出都是穿这个的，这样最能显示出女性的身材美，是一种艺术。”
我们还是不同意穿。领队又说：“大家来这里的飞机票都是我买的，你们不穿，人家就不给你们钱。现在我们是连回去的钱都没有了，咱们都在这里挨饿吧。”
没有别的办法，僵持了几天后，我只得同意穿泳装出场，但只穿传统游泳装，不穿三点式。
我们在那所谓的Ｔ台上走动了。当时，我觉得自己和全身赤裸在人面前走动没什么两样，恨不能找一个地缝钻进去。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当是堕落一次吧，回去后再也不出来了。
回到北京后，我不再做我的名模梦了，但我还想在Ｔ型舞台上走走，因为在这里我能接触到有钱的男人，多挣些钱，回去后自己开个服装店。
终于傍上王宝森
１９９３年７月的一天，对我来说是终生难忘的一天。
就在这一天，我认识了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
那天夜里，我在“帝都”演出后正在后台卸妆，酒店的一个副总经理突然找我：“有人要见你，在二楼‘樱花’厅。”
“什么人?今天我太累，谁也不想见。”我说。那一天我的确有点累，再说，这些一抛千金的大款们，我也见得多了，都一个样。
“他是一个你从来没见过的人，他找你有要紧的事，你真的不去?”
副总经理的口气由软变硬。以他的身份，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不同凡响。于是，我站起身来，好奇地跟着他朝二楼走去。到了“樱花”厅，副总经理轻轻推开房门，顺手将我推进屋里，他自己则不敢逗留，朝里鞠了一躬，毕恭毕敬地走了出去。
“请坐!请坐!”
屋里响起一个男人殷勤的招呼声，在我听来，是那样陌生，而又觉得有几分神秘。我睁大眼睛好奇地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只见那铺着通红金丝绒的三人沙发上，坐着一个秃顶的中年男子。四方脸、厚嘴唇、粗眉毛，稀疏的头发一丝不苟地朝脑后梳去，表情和蔼，不怒而威。
我暗暗猜想，这一定是一家大集团公司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