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一个亿万富翁的“医改狂想”
作者：邓 萍
刘群把这个总结为1122分享法则，他认为这样能够实现利润再造，建立新的药品流通使用秩序和医疗模式，改变观念。他希望达到的目的就是：通过他的直补模式，撬动目前的医疗机构的价格机制，通过价格机制，调整出供求机制，在新的供求机制作用下，形成健康的竞争机制。
他说这里面有个大家一看就明白的窍门：把药品厂商用来跑招标的钱，用来给医生回扣的钱都省下来了，这笔钱就成了补贴患者和医院的来源。另外，大家通过这种方式固定了越来越多的患者，话说白了，就是老百姓都明白的薄利多销。
这种模式把上千家制药厂商、保险公司、医院等多个环节都拉进这个利益共同体，在扩大联盟体内部成员业务量的同时，也使以往虚高的药价大幅下降。无疑，其中直接受损最大的是那些以前从医药代表那里收取回扣开高价药的医生。而更大的颠覆性在于，它在现在以行政力量主导的药品招标采购体系之外构建了一种新的流通秩序，从而对现行的主流医疗体制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而长龙，则可以迅速聚集巨量会员，从而实现“中国最大的社会医疗保障机构”的商业蓝图。
当兽医起家的商人
刘群说，他的精神领袖是自己的母亲。
母亲当年是重庆城里的医生，“文化大革命”时受父辈牵连下放到长寿农村。到农村后，母亲成了赤脚医生。刘群童年的记忆就是常常跟着母亲到处去帮人看病，以至他8岁的时候，就可以给人打针了。看病是免费的，母亲从来都没怨言，再远的地方都去。家里粮食、白糖，经常都被母亲接济给了病人。
“所以，我对农民是有感情的。”农民因为缺医少药看不起病而引发的悲剧，刘群见得不少。
1988年7月，大学毕业后，他分到长寿农业局水产站。工作了两个月，领导说双龙要建个职业中学，很需要老师。刘群一点头就去了，到了学校就给老师们种了一片葡萄。课余时间，他就骑辆破自行车走村串户，去给农民上课，讲如何养鱼。
讲课过程中，农民提了个问题：“我们养的猪、牛生病就要死，你为啥不能帮我们医?”
农民死头猪就相当于失去这一年的收入。于是，刘群回到学校给领导打报告，要去四川畜牧兽医学院学习。学校批准了他的申请，他去那里5个月，学了18门课程。回来后，学校就成立了“双龙畜牧兽医科技服务中心”，刘群坐镇当起了兽医。
在此期间，他意外地发现一个商机：他去四川制药厂买回来用于治疗家畜的青霉素，经常被乡镇的医生跑来买走。他迅速意识到这种需求相当大。于是他顺带做起了“倒药”生意。一个来回，他就可以赚1000多元。那时他的工资才100多元，这笔收入很快就让他成了个小富翁。
之后，刘群靠这笔积累办了饲料加工厂，两年间，积累了300万元，这是他从商以来捞到的第一桶金。
1995年，南坪搞药品批发市场，他离开长寿，只身进了城，成为第一批进驻的药品批发商。
1998年，他的公司已经有800万元资产了，他花500万元兼并南川医药公司，当时在重庆，民企收购国企这还是第一次，重庆医药管理局认为没有政策，更无先例。刘群天天就去那里“陪人上班”，磨了一个月，终于批了。之后，他又进行了多次并购，包括几家制药厂。
那些年刘群自称“走得很微妙”。“我想在他们(同行业对手)不经意的时候，悄悄做大，大了他们就杀不死我了，做大了之后我就想做更大的事。”
反对药品招标第一人
刘群开始“高调”是在2002年。
在此之前，医疗药品流通和使用秩序已经呈现出混乱。药品要到医院，要经历很多环节，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新的职业：医药代表。
医药代表本来是推广学术的，但事实上成了进行不正当促销的标志，搞商业贿赂的使者。刘群发现，正是因为这个群体导致了整个中国的医疗费用普遍上涨。
国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始实行药品招投标，由政府部门加强控制药品价和药品流通秩序。药品招标在一定程度遏制了混乱无序的药品市场，但是刘群发现，招投标在实际运行中，逐渐走向了设计者初衷的反面。“它没有解决好价格问题，因为很多特殊规格、或者国家单独定的药价格是基本固定的，而制药厂生产低价药即使招进去了，医生也不喜欢开，所以制药厂都被逼着去生产高价特效药，百姓看个感冒也要花几百元。”
同时，刘群还认为，药品招投标也不能从根上解决质量问题。刘群抖搂的内幕是——药品招标的时候，专家们对药品检验经常是用眼睛看一看，用手摸一摸，鼻子闻一闻，而并没有非常科学的检测细致的数据指标来衡量药品的质量。他举例说，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所产假药，以低价“优势”一路过关斩将，多次中标，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除此之外，药品招投标的一些潜规则也让刘群很不爽。
2002年，刘群参加了生产输液设备的招投标。他投标比人家低，却没中标：后来他通过关系一查，发现中标的价格比他投的还高。
这说明里面有鬼。其实在此之前他也知道后面是要走关系的，他也不免俗，包了几万元的红包，但没送出去。
这次事件让他“彻底看清楚了里面的猫腻”，他跳出来反对，当年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被称为国内反对药品招标第一人。
“这事直到现在还有余波，据说有关部门也在重新调查。”
这之后，刘群开始搞药房托管，以减少投标失利的影响，直到2006年的惊人举动：实施惠民中国行动。
支持和反对的都来了
惠民行动搞起来之后，刘群几乎成了行业的叛逆者。
政府对这种新兴的医疗模式报以宽容关注。在“惠民中国医疗行动”前3家医院的签约仪式等重要场合，都有当地政府部门和重庆市药监、发改委等部门派员出席。
不过，他的处境还是显得有点微妙。毕竟他的路子比较野，重庆市有关职能部门最近找他谈话，肯定其创新的同时，也提出问题：惠民行动是否排斥了其他企业，排斥了药品招投，涉嫌垄断。
刘群认为，自己的行动并没有垄断，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这样来搞，不排斥其他行业搞惠民的各种行动，也可以进他这个平台。这事有排他性，也就是为排斥了药品招标的违法行为，排斥了有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惠民行动是缩短了流通环节，把利益直接给了老百姓。
有人担忧他搞大了，直补资金过大，以后如果支付不了了，会造成社会问题。刘群说，这个担忧是不必要的，报销不是他一个人来顶，是整个联盟。“每个月，我们补贴会员后，药厂的钱就源源不断地来了，这个联盟有国内1000多家医药企业，实力是坚挺的。”
他的叛逆也引来麻烦，执法部门开始查他，甚至检察院也来了。行走在这个风口浪尖上，谁也不知道他和他的惠民行动前程命运如何。不过看起来大大咧咧的刘群其实也深谙生存之道，通过种种渠道，他也获得了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会长、全国政协相关委员会主任等重量级人物的关注和支持。一场微妙的博弈在悄悄展开。
不过，这时，重庆市发改委注意到他，并给了他一个头衔：重庆市医改调研工作组第七小组组长，负责农村和城市社区医疗这两块的调查。
刘群很珍惜这样的机会，他调查很卖力，材料都是他亲自去实地取的。“我摸的情况完全真实，我想这次终于有机会了，我可以把最真实的情况报告给政府，给主管部门。”
整个4月份，他都在为这个调查报告奔走。五一前夕；他联系到沙区第四人民医院。这是个社区医院，沙区不久前将其作为了低价医院的试点。
试点刚开始，院长还有些谨慎，不太愿意说。不说就意味着了解不到真实的情况。刘群很机敏，他一步步娓娓道来，院长被他对这个行业专业的了解折服了，后来甚至调出了最近几天的病历给他看，让他分析医生开药有没有做手脚。
这个身材胖胖的男人、体制外的民营医药企业家，终于满足了自己少年时代就开始涌动的社会抱负，将个人创意和企业行为嫁接到一个全民关注的时政话题上。刘群和他所发起的惠民行动的走向，成为我们观察中国医改的一个特殊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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