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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智健：打破“富不过三代”的宿命
作者：佚名
荣智健作为荣氏家族第三代的“少壮派”，与祖辈有着同样的拼搏开拓精神，创业的路上，留下了他奋斗的足迹。
他悟性高、反应快，想象力丰富，创造力非凡，对信息极其敏感，他善于发现商机，往往能在别人未出手前就出手。他有公私分明、坦荡磊落、豪爽痛快、敢于冒险的个性。
再大的痛苦 也要有创业之心
荣智健虽是富豪子弟，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并没有把他压倒，相反，却历练了他的心智。他没有绝望，忍受痛苦依然精神抖擞，坚定自己必胜的信心。
荣智健1942年1月18日出生于上海，上有两姊，下有两妹。荣智健回忆儿时生活时说：“我是独子，所以小时候宝贝一点儿。那时讲男女平等，我看我们家里还是有点重男轻女，尤其我母亲，但父亲倒没怎么宠我。”
小时候，荣智健放学回家后，祖父经常教他读古书及教导他必须努力奋斗，才能事业有成。可以说，良好的家教铺垫了荣智健的成功之路。
1959年，荣智健以全优的成绩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同年考取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
这时17岁的荣智健已很有主见，因为在荣智健很小的时候，在家中时常听到祖父和父亲闲聊他们的经商、办厂经历。然而，到了上世纪50年代，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三反”“五反”、“整风反右”运动，使得人们觉得做生意、当资本家是最坏的事情，荣智健对此也有一定的忌讳，所以毅然决定自己挑选到电机系学习。
荣智健进入大学后，是个非常活跃的人，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他每天除了上课、读书，做实验外，还积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荣智健回忆说，当时他是职业棒球手，打外场游击的位置，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一天要练习六至八个小时。
那个时候，荣氏的企业已全部完成公私合营，虽然在1958年出现了大跃进运动，社会经济大乱，但是荣家的家境仍是相当富裕的。对此，荣智健毫不掩饰自己，他在青少年时代过的是特权阶级的生活。他说，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的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但是，他条件好，可以请大伙儿吃饭，上市场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的。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当时他的地位还是超然的。
荣智健在196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时，荣毅仁正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在上海也保留了副市长的职位。按理说，凭荣智健的背景，他如果想去北京的中央国家机关，还是回上海或其他大城市工作，选择的余地还是很大的。但是，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他过惯了舒适的生活，城市对他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他想到基层去锻炼自己，让自己进一步成熟起来。
他父亲荣毅仁原本也一直希望儿子去基层锻炼，父子俩“不谋而合”。
1966年，荣智健独身一人来到了吉林省长白山水电站，干起了实习技术员的工作。当年，荣智健24岁。他住在水电站，从来不摆大学生高干子弟和富豪公子的架子，脚踏实地，勤奋工作，平易近人，结交了很多朋友。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荣智健的生活失去了往日的平静。父亲荣毅仁成为了红卫兵的专政对象，全家人整天在惊恐中度过，远在长白山工作的荣智健也受到牵连，当时他被发配到极其偏远的四川省凉山自治州的龚嘴水电站工作。
荣智健后来回忆那段日子时说：“说是做技术工作，实际上却是很艰苦的体力劳动：抬路轨、大石头，背75公斤重的烧焊氧气瓶上山下山，高空安装高压电缆……日常吃的是四川人叫做红茗的地瓜。我们是知识分子接受教育，又在审查中，第一年基本上失去了自由，起居劳动都是有人看管。”
“谁都不想再过那八年的日子，我更不希望下一代的中国人会有这种遭遇。不过，现在想起来，当时的经历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当时我在中国最困苦的地方之一，接触到下层的群众，令我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认识得更广、更深入。以前家里条件好，父母又当我是宝贝，周围的人都只会捧你，现在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令我明白过来，从前的那些都是虚的，面对真实的世界，自己几乎是一无所能，一无所知。从前以为自己高高在上，但人家把你一推，你就应声而倒。因此，经过那八年，我的性格变得更坚强，也更能明辨是非，这对于我后来的生活、现在做事都有好处。这样说，也许是有点阿Q精神作祟吧?”
荣智健在那荒山野岭，连地图上也找不着的地方，过了近八年艰苦生活。那段日子虽然艰难，但是每当回味起长达八年的痛苦折磨时，荣智健没有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反而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使他摆脱了温室里的花朵，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日子。他人变得坚强了，对社会对人也了解得更多了，眼界也不那么狭窄了。从痛苦的磨炼中，他获得了人生最大的收获，明白了一个人如果缺少了艰苦这一课，是无论如何也难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在那段不平凡的日子里，虽然每天辛苦工作，收工时人总是疲惫不堪，但他没有绝望，始终精神抖擞，坚定必胜的信心。
荣智健被下放到四川去的时候，荣家正遭受前所未有的灾难，他的父母遭到批斗，住宅被红卫兵搜查，瓷器、古玩等被砸毁，家具、家产被没收，父亲母亲还当了一年之久的看门人，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周恩来吩咐过纺织部的人要注意保护荣毅仁等人。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一些红卫兵很快就占据了荣毅仁的家。荣智健的妹妹智婉趁外出拿报纸机会，向纺织部打了求救电话，纺织部闻讯后，派出几十人组成红卫兵赶到荣家，要求把荣毅仁交给他们纺织部的红卫兵批斗，这样纺织部成功地保护了荣毅仁一家。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了事，荣毅仁还是受到了全国工商联的批斗，被勒令参加劳动。年过半百的荣氏夫妇从未干过这种重活，没办法，夫妻俩只好听从安排，荣毅仁在此期间患了肝炎并引起眼底出血，由于耽误治疗，造成左眼失明。
荣智健父母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遭到批斗，但是荣氏夫妇相互鼓励，携手共渡难关。1971年“9·13”事件后，周恩来召集了一次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的会议，荣毅仁应邀参加了会议，会上，周恩来称赞荣毅仁一向爱国。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怀下，荣毅仁参加了一般活动，并曾随团出国访问。
荣毅仁处境转好了，在这种形势下，荣智健于1972年回到北京，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华北电力系工作。1976年“四人帮”垮台，邓小平恢复了工作，大力发展生产力，全力开始整顿。
政治气候渐渐趋于宽松，荣家得到政府的一些关怀。在这种情形下，经历磨炼的荣智健逐渐萌生了出去闯一闯的念头。他认识到，即使是生于荣华世家，没有宏大志向，没有好的客观环境也难成气候。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1978年，36岁的荣智健，决定抓住国内政治上的松动之机，先走一步，闯荡香港寻求发展。
1978年6月，荣智健将妻子儿女留在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