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中国第一银行家陈光甫

作者:佚名




  1915年的一天,开业不久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简称上海银行)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这个中年人拿着一张一百元的钞票,得意洋洋地要开一百个只一元的账户。银行的职员热情接待了他,不厌其烦地一口气写下一百个户头。拿着存折,中年人心悦诚服地满意而归。
  这是怎么回事?这家银行为什么如此善待这个刁蛮无理的顾客?
  这场“一元起存”的恶作剧,让人们记住了后来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第一银行家”的陈光甫和他的石库门里的“小小银行”。
  1915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宁波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开张了,资本不足十万元,职工只有七八个人,被人讥笑为“小上海银行”。开业那天,陈光甫不敢办酒席,不敢请钱业董事,唯恐被同行耻笑,一家小小银行就这样静悄悄地诞生了。
  1915年前后的上海,是中国金融业最发达的地区,各种类型的银行都想在这块淘金的热土上争得一席之地:旧式钱庄,仍然独霸一方,不愿退出历史的舞台;内资银行中,树大根深的旧有银行和长势强劲的新开银行并驾齐驱;英、法、俄等国的外资银行就更是实力雄厚,势不可当。在强手如林的上海滩,一家知名度很低的小银行,怎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呢?这时,陈光甫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条理念——服务社会。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洪葭管是一位研究近代金融史权威,他说:“当时陈光甫提出服务社会的时候,是很超前的。当时人家都没有怎么提,还有人笑他。说银行就是赚钱的,所谓服务社会,这个调子太高了。”
  但是,陈光甫定下了行训:“本行所恃为命脉者,即为服务二字。”他所倡导的服务社会,就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顾客,而目的在于以服务换取报酬,正如他自己所说:“此即所谓正当之利益。”
  93岁的郎念祖当年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的一位襄理,是仅次于经理的一个职位,他就说:“陈光甫认为‘我就是银行,银行就是我’把职工和银行结合起来。他说顾客是衣食父母,没有不对的顾客,顾客总归对的。”
  陈光甫的服务理念根植于他的留学背景,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求学经历,赋予他专业的金融知识和放眼世界的眼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实业终于迎来了一个发展的好时机。此时的陈光甫已回国五年,他决心大干一场,金融救国。
  可是,要办一家自己的银行,一个巨大的难题挡在了他的面前。
  郎念祖说:“当时,要办银行,陈光甫一点资本都没有。结果他抓住一个叫庄得之的,拿出十万银元资本,号称十万银元资本,其实也就七万银元资本,来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庄得之是个买办,因为出资最多,担当董事长,而陈光甫在庄得之的帮助下才勉强凑够了五千银元资本,出任总经理。 一家小小银行,却充满了传奇。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在银行资金匮乏时拿出五千银元资本,无疑是雪中送炭。尤令人称奇的是,当时远在日本的孙中山,也托人带来一万银元资本。孙中山为何如此器重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原来,1905年,陈光甫留学美国期间,恰逢孙中山参加美国国际博览会,身为穷学生的陈光甫有着一腔的热血,捐了五美元支持中国革命。十年后,这位伟人以这样的方式来鼓励年轻有为的陈光甫振兴民族实业。
  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股东名单里,还可以看到诸多工商界巨子的名字:商务印书馆大股东夏仲芳、中国近代实业家徐静仁、糖业大王黄静泉……
  一元起存,就是一元钱就可以开户,在金融界是个创举。陈光甫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被当时的许多人嘲笑。在陈光甫之前,多数银行是不重视储蓄的,但陈光甫却巧妙地抓住了这个市场空白,不仅逐步发展储蓄业务,而且以“储蓄”二字为银行冠名。
  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邢建榕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陈光甫到底下一家银行视察,问一个经理:“你谈谈我们上海商业银行是怎么样服务社会,服务顾客的?怎么样做到更好一些?',这个经理说:“我们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是多少,我们都热情接待。不管他是一百元、一千还是一块钱。这样才使我们的服务能够到位。”陈光甫说:“你只回答对了一半。”问他到底应该怎么做,他说:“他就是一分钱不办,只要他来到你这个银行里面,你就要热情接待,你就要为他服务好。”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创了零存整取、整存零取等一系列新的储蓄种类,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了无数个第一;还发行红色和素色两种礼券,方便老百姓在红白喜事时馈赠亲友。
  陈光甫一开始就以高起点来定位自己的银行,他不惜重金聘请外国的银行家担任顾问,所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业务,一直与世界上的新式银行保持同步。
  他还在十条主要的铁路线上设立分行,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业务拓展到全国,同时在英国和美国也设立了分支机构,获取当地的贸易、金融和政治信息。
  1931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迁入宁波路50号的新厦。凭着胜人一筹的经营理念和稳扎稳打的商业运作,陈光甫成为中国金融界的风云人物,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业绩不断攀升,在全国的银行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一场灾难突如其来。1931年,汉口爆发洪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投资盐业,在这次水灾中损失了几十万担的食盐。
  郎念祖老人正好经历了这场风波:“我刚进银行的时候,刚好碰到提存风潮,当时是很紧张的。”上海又有人放出谣言,风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损失数百万银元,客户们大为恐慌,连着三天三夜排着长队到银行提款。危难时刻,陈光甫的老朋友——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张公权鼎力相助。把一箱五千块银元,从中国银行的库房里搬到上海银行,并且搬到最显眼的地方,提款的人一看,原来上海银行的准备很充分,现银这么多。很多人本来是想提取存款的,后来不但不提取了,反而存钱进去。
  陈光甫和他的好朋友张公权、李铭都是中国金融界的巨子。在陈光甫创业之初,二人不仅帮他出谋划策,张公权还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存了三万银元资本。陈、张、李三人,都有着中西交汇的文化背景,这筑成了他们之间坚实的友谊,并一直持续到他们的晚年。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厦,外表并不华丽,但在大厅的布置上却不惜重金,专门聘请美国银行建筑的设计师出谋划策,小到一桌一椅之摆放,大到营业厅的整体布置,都毫不马虎,为顾客营造了一个极为舒适的环境。
  邢建榕曾经说了陈光甫一个独特的理念:“他比较强调,柜台上一定要热闹。在西方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他觉得中国人无论是办饭店也好,办其他商店也好,看见你这家饭店或者你这家银行人很多,他就觉得这个肯定办得好。所以他再三要求说,我们这家银行要热闹。”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之初,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国的民族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但大都缺少资金,而钱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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