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刘绪义读《春秋》之千秋功罪
作者：刘绪义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对管仲的“器局”的评价。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
一方面孔子认为管仲的“器局”小，又不懂得节俭，但对于管仲有三归、有反坫，与国君同制，齐国人当时并不认为是侈，就是说管仲的做法在齐国是行得通的，而鲁国的孔子却称管仲“不知礼”，这里面反映了齐鲁两国在对待有功之臣上存在不同的社会风气。后世学者认为，齐鲁两国在确定治国方略时就已经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齐国是以工商立国，采取尊贤尚功的政策，而鲁国则是农业立国，尊尊亲亲；工商立国当然允许甚至鼓励消费，农业立国一般则鼓励节俭。尊贤尚功则允许有德有才之人的地位超越贵族，即允许“贱临贵”、“疏制亲”，“管仲富拟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
那么管仲是不是真的“不知礼”呢?有这么几个例子可以说明，管仲其实是懂礼的。首先，管仲平戎有功于周室，并且周天子嘉奖管仲，让他享受上卿规格的礼仪，一般人就会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僭臣也就会据以为合法了，但管仲还是牢守自己陪臣的身份，不肯做出有违等级的事，拒绝了周天子的好意。
其次，管仲认为“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国语·齐语》)。终管仲一生也未见他有任何犯上、僭越的行为。那么孔子为什么又责他“不知礼”呢?这似乎同样是齐鲁两种文化的不同所致。所以，管仲的“不知礼”就不能简单地按照鲁国(也即后世儒家)的思想观念来理解。
管仲被鲍叔牙从鲁国“骗”回，要桓公拜其为相。管仲说了三件事，要桓公依了才答应为相。其一曰：“臣有宠矣，然而臣卑。”桓公日：“使之列高、国之上。”(高即高子，国即国子，当时齐国两大正卿，不仅有功于桓公，而且与桓公关系甚密。)其二曰：“臣贵矣，然而臣贫。”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古代女子出嫁日归。三归，就是答应让管仲娶三姓女子。其三曰：“臣富矣，然而臣疏。”于是立以为仲父。(《韩非子·难一》)所以韩非子说：“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韩非子·难一》)
管仲辅佐桓公成就霸业，这一点为时人所称道，也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管仲改革有一点别出心裁之处，在国都设“七市”，置“女闾”七百，服务于达官贵人，四海商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因此也就成为娼妓业的祖师爷，俗称“老郎神”，“女闾”也就成了后世妓院的代称。这大概是最早的招商引资了。
司马迁认为，管仲的改革政策是：“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这种做法，在后世儒家看来是不值得提倡的，当时人似乎也对此颇有非议，所以管仲有过解释，《管子·牧民》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这也就是“与俗同好恶”。由此也可见，管仲的改革是有特定土壤作支持的，倘若管仲在鲁国为相，这样的措施只怕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