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一代名臣张居正

作者：吴　伟　马先军

　　一
　　
　　万历十年(1582年)春，大学士张居正忽患重病，这可忙坏了朝廷中的大臣们。上自六部尚书，下至各部刀笔吏，无不设道场为其祈福以表忠心，其目的无非是企求自己获得这位“代帝摄政”的重臣的青睐。
　　于是为了一己之私，“千步廊”上的朝廷命官纷纷弃本职工作不顾，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场，甚至在官署中也摆上了香火缭绕的神坛，整个天安门广场因此“香火弥漫”。
　　每天在广场上集中“应卯”之后，官员们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官署的神坛前，他们把为张居正祈求平安的表章供上后，还要故作虔诚地磕头祷告。这样的仪式如果发生在道观、庙宇还算说得过去，而发生在堂堂国家政府机关，则太过滑稽了。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仪式结束之后，礼部的官员还特意把这些表章装进红纸封套，罩上红色锦缎后送进张府，让张居正过目，博其欢心。
　　京官们如此，各地封疆大吏莫不争相效仿。一时间，出入天安门的不是为国事奔波的朝廷股肱，而是面容虔诚的教徒。这种近乎疯狂的举动，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迷信活动当然对张居正的病没有任何帮助，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58岁的张居正病逝。
　　张居正仿佛是专为“君主专制制度”量身定做出来的“内阁大学士”。
　　《万历十五年》一书对张居正做了这样的描述：“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语，语必有中’……”
　　和严嵩比起来，张居正这位“内阁大学士”或许少些儒雅而显得刻板，但他的道德水准和政治能力则远非严嵩可比。
　　“大学士”这个称号亦不代表实际的行政职务。《万历十五年》中说：“大学士原来属于文学侍从之臣，由于殿试时文理出众，名列前茅，就可以进入翰林院，给予博览群书的机会，翰林院几经升转，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可以被任命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其职责是为皇帝撰拟诏诰，润色御批公文的词句，由于文渊阁是皇帝的文书机构，和皇帝最为接近。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这个机构的职权就由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而越来越大，大学士一职也就变成了皇帝的秘书兼顾问。”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也对此予以确认：“翰林院明显变成一个中央政府里面唯一(的)最高贵的学术集团。这一个集团，与王室保有很密切的关系，内阁学士，即从翰林院分出。”
　　其中提到的“内阁学士”，是因为其可以在皇宫内就餐，所谓“随时侍奉皇帝于殿阁之下”，故称为“内阁”。我们通过一些历史剧了解到的诸如“文华殿大学士”等称呼都是来源于此。
　　大学士的官位本来不高，只是正五品而已，但嘉靖之后，严嵩弄权，内阁学士在朝廷中的地位和班次才开始列在六部九卿之上，成为皇帝的“首辅大臣”。
　　
　　二
　　
　　张居正不但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从少年起就显示出其过人之处。《明史·张居正传》说他：“少聪颖绝伦，十五岁为诸生(学生)，巡抚顾麟奇其文，曰‘国器也’。”
　　15岁的年纪在今天也就是初中三年级左右的样子，依笔者所观察，在这个年龄段能把文章写得通顺已属不易了，而让一位省长看了后，失口呼为“国器”的不但凤毛麟角，而且即便是凤毛麟角恐怕也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准。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成为当年的科举进士，随即被选人翰林院成为编修。因为他才华出众，得到了当时一些朝廷忠臣的器重。在这段时间里，他刻苦学习国家的典章制度，显示出对治理国家的浓厚兴趣。通过学习，他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君主专制制度，应该说，他的政治理念就是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逐渐树立和完善起来的。
　　刻苦好学的张居正给后来接任严嵩成为首辅大臣的徐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徐阶刚入内阁，就大力提拔张居正，这就使张居正的仕途非常平坦。
　　更重要的是，在严嵩和徐阶的政治斗争中，张居正不像那些或归严党或归徐党的政治投机客那样，而是刻意回避彼此的领袖。《明史·张居正传》中说，在徐、严的政治角斗中“(张居正)自如来往，嵩亦器居正”。
　　正因为张居正在官场上能够做到不偏不倚，才使得自己最终没有成为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相反，得到严嵩的器重后，再加上徐阶的提拔，他非常顺利地接近了权力中心。
　　嘉靖皇帝死后，隆庆皇帝正式把张居正任命为礼部尚书，加武英殿大学士。由此，张居正正式步入明朝的政治前台。
　　
　　三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在张居正入内阁后当年，尽管他还不是首辅大臣，朝廷中很多事情还不能独断，但他就已经急忙向隆庆皇帝上书，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
　　他认为，以当时情况，国家急需要进行的是六项工作：
　　
　　一、省(略)议论。
　　就是说，但凡国事拿出来讨论，大家就不要把精力放在说无关紧要的废话上，一旦决议通过，就应该立即动手执行。
　　
　　二、振(整顿)纪纲。
　　张居正提出，一定要以“公道”(明确的法律)为准绳来决断执法中的矛盾纠纷。
　　
　　三、重诏令。
　　张居正认为，一定要强化中央权力，只要下达决策，则限令所对各衙门执行期限，逾期仍未执行的，就要查处该衙门的主事。
　　
　　四、覆(检查)名实。
　　朝廷赏赐给官员的头衔太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情况很多，结果百姓对朝廷产生了很强烈的不信任感。张居正提出的对策是“用人必考其终，授人必求其当”，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地维护朝廷威信，更可以安抚民心。而且，张居正还特别提出，“吏部严格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把对官员的使用升迁完全制度化和系统化了。
　　
　　五、固邦本。
　　这一条主要针对民间税赋、徭役不均，越是贫困百姓，越会受到不合理的政策所伤害，因此，他竭力主张制定统一的税赋标准。
　　
　　六、饬武备。
　　即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
　　自严嵩弄权以来，明朝的政治风气正逐渐走向颓败，张居正提出的这6条，不啻于一声春雷，给沉闷的政坛带来了不小的震撼。
　　《明史纪事本末》中说，隆庆皇帝对张居正提出的这6条带有改革和整治意味的建议全部接纳并发诏施行。
　　需要指出的是，张居正的政治理念能够顺利实行的一个主要原因，似乎还应该得益于隆庆皇帝的无能。
　　《万历十五年》中所言：“(隆庆)在本朝历史上是一个平淡而庸碌的皇帝，在他御宇的五年半的时间里，开始还常常举行早朝，但是他本人却对国政毫无所知，临朝时如同木偶，常常让大学士代答其他官员的呈奏，后期的几年来，则索性把这如同具文的早朝也加以免除。”
　　正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才使张居正能够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