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苏东坡的海南

作者：断　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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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私下以为，若谈地域文化，海南最应感谢的就是苏东坡。
　　对于现代人来讲，提及海南，往往会激起碧水蓝天、蕉风椰韵的浪漫想像。恰是这样一座天堂般的岛屿，千百年前却是中国最边远、最荒漠的流放地狱。它“孤悬海外”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上风涛瘴疠、毒蛇猛兽遍野的恶劣自然环境，历来就有“夷岛绝域”之称。在明朝以前，历代帝王都喜欢将这里当作惩处逆臣、放逐政敌的流放之地。特别是唐宋两代，被流放到这里的官员就有四五十人之多，其中包括唐朝名相李德裕、宋代名臣李纲、赵鼎、李光、胡铨以及大名鼎鼎的苏东坡。
　　要讨论地域文化，我们就无法回避名人，特别是那些重量级的历史文化名人。因为传统社会的文明教化和影响，往往依靠他们来承载和彰显。一方水土的文化气质，也往往与他们紧密相联。从这个角度讲，海南无疑是幸运的，一片蛮荒的“海外”孤岛，竟可以与那么多的重量级名人相关联。
　　可对于这些名人来讲，被贬此地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要知道，当初这片土地还是一块未被文明洗礼教化的蛮荒之地，若被流放此地，不是死在艰难跋涉的路途中，就是因水土不服而命赴黄泉。对此，唐朝的李德裕写下“一去一万里，千去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的绝望诗句，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宋朝名臣胡铨也发出了“崎岖万里天涯路，野草荒烟正断魂”的悲凉感叹。
　　然而，牢骚再盛，也无法让历史超越，将命运重写。被赶到天涯海角的他们，也许只有随遇而安，重新调整心态，才可能在这片“恶劣”的土地上生存下去，造化深的，还可能激扬出生命的另一种风采。这方面，苏东坡是个绝好的榜样。
　　当初，这位性情太过天真、太过乐观、也太过直率的苏老先生，在其晚年虽被一贬再贬，可依然会苦中作乐。被贬到惠州的时候，能痛快地吃几颗荔枝，就觉得不枉做一回岭南人了。年老体衰的他，在炎热的环境中小睡片刻，便满足地写出：“白发萧萧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据《艇斋诗话》记载，这首诗传至京师，他的老对手章悖(宰相)很不舒服，觉得都这样了他还能寻得快活，那就再贬，一直贬至天涯海角的儋州，让他“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看他如何快活。面对这般刻薄的排挤打压，面对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苏东坡刚开始也真是无法快活起来，曾有过一时的伤感和绝望，忧叹“何时得出此岛耶”，好在他是一个“善自宽”的人，很快又乐观起来。
　　人生的大苦难往往会激发出大智慧。苏东坡像庄子一样逍遥冥想，觉悟出茫茫宇宙，整个中国也不过一个小岛而已，这样想来，谁又不在孤岛上呢?于是他很快释然，并自嘲说自己就像一只困在水洼里的蚂蚁一样可笑。那么，既来之，则安之，如果不能改变，那就坦然爱上这片土地索性做个“我本儋耳人”好了。于是，他欣然写道：“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而对于生活的困苦，他也毫不在乎，还将其当作人生最好的历练和精神财富，正如他在诗中所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而对于君王的刻薄寡恩，他也轻松调侃道：“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这是他安慰当时同样被贬，处于人生困境的弟弟所写的诗句。兄弟俩虽同样遭贬，一个在琼州，一个在雷州，至少还可以隔海相望，也算是皇恩浩荡呀。苏东坡的旷达和幽默，巧妙释解了人生的尴尬，也是对政敌最潇洒的反击。他依然自在和快乐，而那些处心积虑的“得志小人”，却再次陷入难言的恼怒和无穷的尴尬之中。
　　恼羞成怒的他们能做的，也就是对苏东坡再刻薄些罢了。他们撤掉对苏东坡抱有同情心的儋州太守，并命苏东坡“不得签书公事”，断了他“致君尧舜”的梦想。可那又能怎样?他们太低估苏东坡的抗压能力了。正如林语堂先生夸他一般：“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公事做不得，那就“聊从遗物游”吧。
　　食无肉又如何?当年在京城吃着大鱼大肉是乐，现在海南“饮食百物艰难”，做不得“炖杂肉”，烹不得“东坡羹”，那天天吃芋头煮苍耳，或变着法熏鼠烧蝙蝠，也别有一番滋味。这般“纯天然绿色食品”，一般人还享受不到呢!何况，他还会亲酿美酒为自己加油助兴，调剂生活。想想看，一个仅在流放黄州、惠州期间，就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开发出20多道菜肴的“美食”大师，又有什么能阻止他享受生活的激情呢?所以他很快就兴致勃勃地利用海南本地物产，研制出一种“天造之药”的好酒，并亲自取名为“真一酒”。虽然终是因为营养不良而变得瘦骨嶙峋，如“苦行僧”一般，可他还是和弟弟开玩笑，说这般仙风道骨，倒是可以“还乡定可骑黄鹤”了。
　　病无药又如何?他自有一套《三适》的“自然”疗法。或如《旦起理发》，每天“安眠”到“日出”，然后起来梳头，正是：“老栉从我久，齿疏含清风。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再如《午窗坐睡》，在蒲团上盘脚打坐，靠着竹几午休小憩，也别有一番风味，正是：“蒲团盘两膝，竹几阁两肘。此间道路熟，径到无何有。”还如《夜卧濯脚》，虽然海南米贵得离谱，可柴水不缺，睡觉前可以舒舒服服地“泡脚”，正是：“土无重膇(脚肿)药，独以薪水瘳。谁能更包襄，冠履装沐猴。”以上种种，都是官场大人们享受不到、也没有福气享受的乐趣，所以他才得意地讲：“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公(腰悬金印的人)?”
　　居无室又如何?官屋住不得，那就自己筑屋好了。找一块景色宜人之地，搭建一处漂亮的茅屋。正是：“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因为屋子四周有很多高大挺拔的桄榔树，他索性把新居叫做桄榔庵，还写了《桄榔庵铭》以明志。一座普通的草屋，因为居住着一位不普通的诗人，从而呈现出不一般的诗情画意。在诗人的眼里，陋室别有一番情趣：“临池作虚堂，雨急瓦声新。客来有美载，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多清新的诗句，多漂亮的意境!住惯了高楼华宇的苏东坡，因为意境的升华，因为心情的旷达，不但没有一点不适应，反而对自己的新居格外满意，喜欢得不得了，甚至有了“生谓之宅，死谓之墟”的冲动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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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一颗仁慈博爱的心。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而海南百姓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们的率真和热情。如果说苏东坡是一尾漂亮的金鱼，那海南人民就是一汪清澈的碧潭，脱离污浊环境的苏东坡，终于找到快乐的心灵归宿。于是，鱼水相交，其乐融融。
　　作为一个曾居高位的汉族士大夫，他没有架子，心无芥蒂。对于这片土地的人民，无论“生黎”或是“熟黎”，无论头领或是草民，他都一视同仁，毫无偏见。他曾为早他几百年而生的黎族传奇人物冼太夫人作过铭志，并给予她“古烈妇”的高度评价。在那个时代，他难得有一种平等的观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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