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韩愈的经济问题
作者：泽 平
贬谪的诏书是正月十四日下的，按照规定，韩愈一家必须第二天离开京城。韩愈先走一步，其家人随即也被撵了出来。他12岁的四女儿正卧病在床，仍被遣往潮州，结果死在途中。
女儿的死，对韩愈是个巨大的打击。早年亲人接连丧失的阴影又笼罩在他的心头，巨大的恐惧使他很快放弃了自己的立场。
甫到潮州，他立即上表给皇帝，承认错误，说自己“狂妄戆愚，不识礼度，陈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万死莫塞”，并对宪宗皇帝大肆吹捧。说他是古往今来的大明君，说现在是千载难逢的盛世，“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他还以实际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亲自去拜访当地有名的大颠和尚，但正是此举成了后人对其惋惜鄙夷的又一宗证据。
潮州的生活，对韩愈确实是个考验，饮食就是一个问题。之前韩愈在南方生活时是在幼年时期，当时的他懵懵懂懂，对饮食没有什么印象。将近40年过去了，他又回到了南方，这次才对南方的饮食真正有所体验，他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在写给柳宗元等人的诗中，他详细描述了吃鲎、蚝、蒲鱼、虾蟆等食物的过程，但是对吃蛇，他仍表示无法接受。
韩愈的认错举动很快上达天聪，唐宪宗思前想后，认为韩愈是真心爱护他才说出偏激之语，于是决定原谅他并准备将他召回中央，但后来由于权臣作祟而未成行。
大约在潮州呆了8个月后，韩愈被量移到环境好一些的袁州(今属江西宜春)做刺史。次年，新君穆宗即位，韩愈写了《贺庆云表》以示恭敬之意，旋即被召回京城任国子监祭酒。
长庆元年(821年)正月，韩愈在国子监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半年后，他又被提拔为正四品下的兵部侍郎。第二年，镇州发生兵乱，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设甲士于庭的虎狼之群，对叛首王廷凑严辞斥之并以利害晓谕他归服中央(苏轼说他“勇夺三军之帅”，指的就是这件事)。
两年后，唐穆宗因服金丹而死。再两年，韩愈也随之而去。关于他们的死因，《清异录》中记载：“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闻日进一双焉。始亦见功，终致绝命。”大意是说，韩愈对声伎兴趣颇浓，为了增强体力，用丹药来补身体。他把硫磺拌在饭里喂养小公鸡，一千天后煮掉，每天吃两只，结果命丧于此。
这件事首先是白居易捅出来的，他在《思旧》诗中说：“退之服流黄，一病讫不痊。”这在孔平仲的《孔氏杂说》、葛立方的《韵语阳秋》、陈师道的《后山诗话》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也有学者为韩愈辩护，说白居易诗中所说的“退之”是卫退之，不是此韩愈韩退之。其实，想想韩愈一生的行事及晚年的生活状况，做出这点事还是很有可能的他本身对丹药有一定兴趣，曾说过“金丹别后如传得，乞取刀圭救病身”《寄随州周员外》，而晚年经济情况好转，享受一下，过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也在情理之中。
说他晚年经济情况好转，是因为自元和八年(813年)以来，韩愈的工作越来越稳定，官越来越大。收入越来越高。虽然其间也有一些小挫折，但时他的生活水平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袁州刺史时，心情可能不好，但收入并不少。按照《唐会要·内外官料钱上》中的记载，元和十四年前后，刺史的工资，近州为180贯，中州为150贯，潮州位置偏僻，也应该不会少于100贯，同时他的领导，“(观察使)虑有阙乏，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以送使钱充”，这样韩愈的收入就会达到150贯，是他当国子博士时收入的6倍。所以，晚年的韩愈再也没有在诗文中哭穷，不仅如此，他还经常炫耀自己的发家史。在《示儿》一诗中，韩愈写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於。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覆。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南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他说自己经过3 O年的奋斗，终于在京都购置了一处房产，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大宅院。里面有中堂可以祭祖、宴宾客、行冠婚礼，北堂是厨房，南堂是仆人的住房，外带一个大庭院，里面种着槐树和榆树，还有鸟儿飞来飞去。
在京都购置一套房产，不仅今天很难，唐代更不容易。韩愈当国子博士的时候，俸禄只有25贯，而一套很差的房子，要价可能也会达210贯之多，想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也只有在梦中想想罢了。50岁前后，能在长安买了这样豪华的房子，他又怎能不趾高气扬、四处招摇?当然，韩愈敢于招摇炫耀，也和他买得理直气壮有关。
据说，当时不仅一般的低级官吏买不起房，甚至像水部员外郎、工部尚书那样的政府高官也都买不起，很多官员在繁华的闹市一生都没有属于自己的私房。
韩愈能够买房，是因为他有俸禄之外的巨额收入，那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润笔费。
润笔费有多少呢?我们可以从韩愈留下的《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中略见端倪。在文中，他交待了撰写王用神道碑文的润笔费：“受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另一篇《谢许受韩弘物状》，他收到了“五百匹”作为酬劳。据有关人士分析，按照当时的物价，一斤盐卖40文，一斗米值50文，一匹绢“直钱八百”。韩愈一次性得了500匹绢，就是一篇文章卖了40万，也就是400贯钱，可以买一万斤盐、八百石米，买一套中等的房子，也足够让一个人过一辈子。
韩愈的朋友盂郊死后，韩愈等人积100贯作丧葬费，“尚有余资”，再加上郑余庆“所送二百七十千”，据说已经可以让孟郊的家人衣食无忧了。而当时官员的俸禄是多少呢?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一文说，秘书省校书郎的月俸是万六千文，拾遗是3万文，太子宾客是8万文，六部尚书是10万文。
这样的收入，自然让韩愈乐此不疲，来者不拒。拿了人家这么多钱，墓志铭自然尽往好处写，写得多了，“谀墓”现象就突出了。当时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不无嫉妒地说：“公鼎候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此语还很含蓄，只是说韩愈的文字很值钱。而北宋的司马光则直截了当地说韩愈很贪财，“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颜乐亭颂》)。客观来讲，我们对韩愈也不必有太多苛责。写碑志给润笔费，是当时的风气，白居易给他最亲密的朋友元稹写墓志，还得了润笔费六七十万。而写墓志铭，有谁比韩愈水平高，又有谁比他名气大呢?
韩愈拿钱后，信口雌黄的墓志铭也是有的，但古往今来，在墓志铭这类冠冕堂皇的文字中，又有几个人没有说些违心的话，写点夸饰的东西?
有了钱，韩愈出手也大方起来，也可以做些他想做的事情。在潮州的时候，他大大方方地把自己的工资100贯捐献出来。作为州学学生的饮食费用，在袁州刺史任上，他也曾“以私钱十万，助修湘君夫人神庙”，朋友生活困难，他毫不迟疑地伸出援助之手，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长安近郊买了一套别墅，即诗文中多次提到的“城南庄”，在那里他可以悠闲地与一帮文人垂钓、联句、泛舟。
在此韩愈还写过一首教育子女读书的诗歌，即《符读书城南》。在诗中，他告诉小孩，只有好好读书，才能拥有名望、地位，不然当个农民就会辛苦一辈子，“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
教育下一代努力读书是对的，但以高官厚禄、奢侈生活来诱导，在很多人看来就大错特错了。所以，许多人站了出来批评韩愈“徒以利禄诱子”，“爱子之情则至矣，而导子之志则陋也”。南宋：里学家朱熹对此最为不满，他说：“(韩愈)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奕，酣饮取乐而已。”意思是韩愈本身就是一个“官迷”、“财迷”，整天所想的就是享受生活，如此俗气之人能有什么东西教育下一代呢?
韩愈一生行事，实在得甚至有些俗气。做官、发财、享受人生之乐的愿望，大家都是在心里偷偷。虽想，像他那样直言不讳地大声说了出来，自然会让人侧目。不过，还是古人黄震说得好：“世多激其以富贵诱子，是固然矣，然亦人情诱小儿之常。愈于后世之饰伪者。”(《黄氏日钞》)说实话固然不动听，但总比说假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