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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高适：“愤青”老了成滑头
作者：郭灿金
[高适档案]
生于约公元700年，卒于公元765年。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省景县)人。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笔力雄健，诗歌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少孤贫，爱交游，有游侠之
风。曾任封丘尉、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僚。安史乱后，历任淮南、西川节度使等职，后官至左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世称“高渤海”。
年轻时的高适是“愤怒”的。
尽管高适很愤怒，但是我们不能否认，高适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在他出生之后，有两个伟大人物也跟着来到人间，这两个伟大人物就是李白和王维。另一个伟大人物杜甫约在十余年后也赶来奔赴这场前世的约会。
但是，对于高适本人来说，他却丝毫也没有感受到这个时代的伟大之处，因为在他出生时，他的家族已经走向了衰落。高适的祖辈做过大官，只是到他父亲这一代，高家已经显出败落之相。高适的父亲只是勉强做了一段韶州(今广东韶关)长史，家庭已经落魄到了要靠躬耕田垄才能过活的地步。
虽然家境败落了，但高适却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主儿。他好逸恶劳，对耕田种地之类的事情极其厌恶。他爱做白日梦，每天最大的梦想就是天上会掉下馅饼来。年轻贫寒而又盼望富贵，高适在弱冠之年带着自己美丽的梦想和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来到了京城长安，他想通过关系弄个一官半职，从此告别农村，成为公家人。他心高气傲，认为理想的官位一定会手到擒来，因此，他自负地写道：“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他要通过做官来改变自己一文不名的生活。
谁知，他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到了京城，高适才发现自己是典型的弱势群体，不要说“屈指取公卿”，就连一个有身份的人物，他都没办法见到。在京城晃荡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高适依然一无所获。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高适很快就认识到了现实的残酷，于是开始走另一条道路。他北上蓟门，漫游燕赵，想在边塞建立一番功业。当时燕山一带的游牧民族经常进犯唐朝边境，高适主动前往参加战斗，他把求取功名的希望寄托在疆场之上。尽管他很卖力，但战斗结束时，他的愿望再一次化为泡影。
此后，高适就成了一个真正的无业游民，长期在中原地带的梁、宋间浪游，虽说称不上是衣不蔽体，但食不果腹却是常事。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高适曾不止一次地做乞丐，四处作揖求人，只为一餐一饭。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李白、杜甫成了好朋友。三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整天聚在一起，饮酒游猎，怀古赋诗，同食同宿。
岁月就这样一晃而过。尽管心有不甘，但身在底层的高适依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长期的下层生活经历，让他对人生有了全新的理解，并且逐渐被环境塑造成了一个名副其实、不折不扣的“愤青”。他看什么都不顺眼，看什么都有情绪，写下了大量抨击时弊的诗歌——哀民生之艰难，叹权贵之淫逸，感慨自己之怀才不遇，痛骂政要之有眼无珠……
唐朝和现在一样，整个读者层对自吹自擂而又喜欢抨击他人的作品有着特殊的偏爱。显然，高适这些充满牢骚的作品极能迎合读者的口味，因而很快就吸引住了读者的眼球，也让高适在唐朝诗坛上有了固定的市场。高适的很多诗篇被广为传诵，史书记载，“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高适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
名气有时候可以当饭吃，高适很快就感觉到了做名人的好处。
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年约半百的高适经由睢阳(今河南商丘)太守张九皋的举荐，中“有道科”，不久之后，他就被朝廷委任为封丘(今河南封丘)县尉。
做官可是高适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朝廷给他的官职很小——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县尉。县尉是县令的佐官，主要负责当地的治安捕盗之事，其职能略近似于今天的公安局长。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唐代的县尉和今天的公安局长又没有任何可比性。那时候流动人口少，赌博嫖娼又都合法，县尉要管的无非是一些小偷小摸、打架斗殴之类的事情，可以捞取灰色收入的机会并不太多。高适的目标是公卿啊，而朝廷给他的却是县尉，公卿和县尉之间的区别有如云泥，我们可以想象出来高适是多么失望。尽管失望，高适还是捏着鼻子上任了。官职虽小，也算跻身于官僚行列了，有官做总比乞讨强吧。
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高适，他错了。当他进入到自己并不熟悉的体制内时，体制的强大力量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既然身在体制之内，就不能继续享受体制外的自由。体制之外，高适是个有诗才的乞丐；体制之内，高适是个无地位的官僚。高适显然没有适应自己身份的这一转变，因此，种种在别人眼里可以忍受的事情，在高适这里就会感觉特别受不了。譬如再平常不过的迎来送往，譬如再正常不过的社交应酬，每遇到一次类似的活动，对于高适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折磨。于是，高适的“老愤青”底色显露无遗。
他实在无法忍受迎来送往的日子，他觉得这不是他要过的日子，做了将近三年的县尉之后，高适挂冠而去。
临走的时候他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
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付与东流水。
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且迟回。
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通过这首诗，高适的“老愤青”形象跃然纸上。
该诗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被广泛传诵，其中的“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更是被大肆引用，并为高适赢得了“多胸臆语，兼有气骨”的评价。其实“鞭挞黎庶”是不是真的让高适感到“令人悲”，我们不得而知，但“拜迎官长”令高适感到“心欲碎”，却一定是真实的。“鞭挞黎庶”受害的是普通民众，因此让高适悲伤，而“拜迎官长”受伤的却是高适的自尊，因此让高适“心欲碎”。
但是，这却是高适最后一次作为“愤青”在表演。
高适也在暗暗总结自己为什么过得那么委屈、活得那么失败的原因，痛定思痛，他终于得出了结论——自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平衡都源于自己的职位太低，正是因为自己的级别太低，才会出现“拜迎官长”之类令人尴尬的场面。
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尴尬，天宝十三年，约54岁的高适毅然西行，投奔当时名气如日中天的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他要探求另外一种可能，一种无须从最底层做起就可以成功的可能。
选择哥舒翰，高适显然经过了认真思考。
当时哥舒翰任河西节度使，深得唐玄宗的信任。哥舒翰是“突厥族突骑施”哥舒部人，世居安西(今甘肃西北部、新疆南部一带)，他的父亲是哥舒部的首领，曾做过唐代安西大都护府的副大都护。哥舒翰讲侠义，好纵酒。他40岁那年，他的父亲在长安去世了，他亲自到长安守孝三年。他的孝行深受长安各界的好评，并因此引起了朝廷的注意。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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