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遗老遗少

作者：洪　烛

　　朝代更替，遗老遗少也算一种特殊的人文风景。辽、金、元、明、清曾风风火火在北京建都，又像走马灯般陆续隐去，颇有你方唱罢我登台之势。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几乎每一个王朝，都留下过一批愚忠的臣民。所以北京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尽出遗老遗少的城市。一方面是因为北京城易主，常常牵涉到王朝更替，男人在这时候似乎比女人还要重视精神上的贞操，气数已尽时还希望能保持晚节；另一方面，作为帝都的子民(有些还是皇亲国戚)，饱受前朝的恩惠，养尊处优惯了，无法一下子适应和习惯，也难以立即改变，言行举止都带有往昔的遗风流韵……这种思维与生活方式上的惯性，在清末民初曾发挥到极致——遗老遗少们被一声春雷震惊了，似乎很久之后还未从沧桑的巨变中反应过来，弄不懂今夕何夕，只好一味地聒噪着、争辩着、议论着，抑或在自家的庭院里顾影自怜。这一被历史车轮远远抛弃的徘徊的群体，带有最明显的旧时代特征。遗老遗少，一度是老北京较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之一。他们注定是新民主社会里“多余的人”，或“多余的人”的集体。
　　曾经以特殊公民自居并且过着吃粮领饷的寄生生活的八旗子弟，首先成为遗老遗少的一大群落。而年仅六岁的宣统皇帝溥仪，自然算是大清王朝的第一号遗少。他虽然被驱逐出政治舞台，但仍获允保留尊号，继续居住在紫禁城，并由新兴的民国负担庞大开支——用俗话说就是被新政养了起来，开始赋闲了。紫禁城内外俨然是两个世界：墙外已风起云涌地进入民主宪政社会，墙内依然有封建时代的影子在苟延残喘——那些花容失色的嫔妃、点头哈腰的太监在陪伴着孤独的小皇帝。其间担任民国大总统的军阀头子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自命为洪宪皇帝，登上蒙满尘埃的龙床。
　　袁只做了83天的皇帝梦，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件吹弹即破的易碎品。他在举国上下一片声讨的情况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两个多月后，忧惧而亡。不久又有人重蹈覆辙，不仅闹复辟，而且请少不更事的小皇帝重新出山——他就是有“辫帅”之称的张勋，此人堪称清廷的第一号遗老，对那具没落王朝的僵尸仍愚忠不改。据说张勋1915年来北京谒见已退位三载的小皇帝，因脑后保留有辫子而遭路人嘲笑，他恼羞成怒，发誓至死留辫：“谁胆敢动我的辫子，我就与他同归于尽。”辫子已成为他效忠于旧主子的一个符号。他甚至要求麾下的士兵也一样留辫，因而他统帅的部队便有“辫子军”之称。可笑的是1917年6月，这支驻防徐州的辫子军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风尘仆仆地奔赴北京城。又于7月1日拥戴清室复辟，改民国六年7月1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小皇帝像一尊过时的塑像被从久不见阳光的太和殿里抬了出来。历史仿佛也闹了一场哗变，前进的车轮停滞了一甚至倒退了。小皇帝的英国教师爷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描绘过这一回光返照：“华北一直对此前的民国缺乏热情。北京几个世纪以来都习惯于忠于朝廷，遗老遗少从未消失过……温顺的北京市民，或中国其他城市的市民，一直备有各种旗帜，以应付当地军政局势的变化。也许他们以为，这样做可以免于任何不速之客带来的麻烦，不管这些不速之客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但是这一次满城飘扬龙旗的慷慨举动，无疑从外表上表现了老百姓同情重建朝廷。”可见遗老遗少的复古思想，在北京人的性格深处留有烙印。这也算未随时代演变而泯灭的封建奴性吧?
　　铁杆保皇派张勋闹的复辟，自然是螳臂当车，讨逆军旋即将北京城围得跟铁桶似的。开战半日之后，辫子军被全部解除了武装——不知缴枪之余，是否还顺便剪掉他们那画蛇添足的辫子?不管怎么说，辫子也算他们精神上的武器。而“辫帅”本人则踏上汽车，逃往荷兰驻华使馆“避难”——瞧瞧，中国人那时候就学会“政治避难”了。尽管复辟失败，但遗老遗少们对张勋的“保驾”之举，仍是不无感激。1923年张勋在天津病故，为他举办的葬礼耗资达10万美元，4000多人组成的送葬队伍绵延数公里，行程约八个小时，被罢黜的小皇帝也不失时机地馈赠了数十件宝器，作为其殉葬品——这是典型的遗少在为遗老送终，或者说，遗老遗少们都在借这一仪式，为帝国的末日唱一曲迟到的挽歌。《“批判”北京人》一书还幽默地说：“小皇帝送给这位忠实的遗老最后也最称心的一件礼物是‘忠武’的谥号，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诸葛亮、邓绍良等少数几个人获得这一最杰出军人的荣誉。”唇亡齿寒，孤家寡人的清朝废帝也流了几滴兔死狐悲的眼泪。
　　末代皇帝虽废，但依照民国元年签订的“优待清室条件”，历届民国总统皆应以对待外国元首的礼仪来对待溥仪。紫禁城仍然是皇家私有的房地产，在这座全中国最庞大的四合院里，末代皇帝心有不甘，总是梦想着能东山再起。直至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修改了清室优待条件，才对念念不忘复辟的遗老遗少们造成一次致命的打击。溥仪后来灰溜溜地携带少数亲眷躲到天津的租界里去做起了“寓公”，而太监和宫娥们都被解散，回到了民间。日军侵华期间，溥仪又被利用，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向日本天皇摇尾乞怜。遗老遗少的复辟梦，又呈死灰复燃之势。抗战胜利后，溥仪作为战犯之一，被押上军事法庭。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使他接受改造得以重新做人。获特赦后的溥仪以旧时代第一大遗少的身份，写了本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颇有洗心革面、与旧时代划清界限之架势。 文化界也有遗老遗少。且不说遗老遗少本身是否能算一种颓废的文化，文化上的遗老遗少的顽固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张勋之流。文人的辫子，似乎比武夫的辫子还要根深蒂固。第一个是王国维，他不仅留辫子、穿马蹄袖口的长袍马褂，而且采取了最偏激的方式——自杀，来为一个日落西山的王朝殉葬。如果说叛逆者的死不无悲壮，那么愚忠者的死则是悲哀的。只是估计王国维其心已成死灰，赴死时平静如赴宴。据赵万里的《王静安先生年谱》叙述：“五月初二日(1927年6月1日)夜，阅试完毕，草遗书怀亡。是夜熟眠如常。翌晨篁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轩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王国维精心选择的自杀地点——颐和园昆明湖，曾是慈禧太后龙舟戏水之处，他拖着冗长的辫子投身其中，莫非水中有着他所怀念的帝国的影子?
　　和王国维一样留辫子的，还有个怪人辜鸿铭。辜鸿铭也是“带着瓜皮小帽及其下的发辨去见上帝的”(张中行语句)，只不过他是在古稀之年无疾而终。辜鸿铭曾受张之洞赏识，先后在两广总督署和湖广总督署做幕僚。又去外务部，由员外郎升郎中，直至左丞——也算是青云直上。大清帝国寿终正寝，他也衣冠不改，依旧蓄发梳辫戴红顶瓜皮小帽，穿丝绸长袍缎马褂，并且公开声明效忠清室，宣扬复辟帝制。蔡元培受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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