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3期
疯狂的假面舞会
作者：谌旭彬
退一步而言，即便孙毓汶之流确实敢于冒犯众怒，顶着巨大的舆论风险去威胁恐吓那些追随康有为上书的举子们，但举子们有必要为此感到害怕吗?完全不必!朝中那些身居枢要的军机章京们如兵部主事张嘉猷、户部郎中林开章等都在上奏、签字，反对议和，这样做有没有政治风险，谁会比他们更清楚?他们的行为已经给举子们足够的信息暗示和榜样力量!再如翰林院编修王荣商签字反对议和后又单独上书，不到半个月，王荣商升任为翰林院侍讲，反对议和对其仕途有过什么影响?!
由此可见，康有为对当时的政治氛用的描绘完全是失真的。他所说的反对派，从抽象的机构都察院到具体的个人孙毓汶都纯属虚构。
3、伪领袖
据康有为所述，他是此次公车上书的领导者，公车上书高潮的掀起，起于他命令梁启超，鼓动广东举人，并得到了湖南举人响应，康、梁又进一步四处联络朝中之士，终有18省举人发愤联名的结果。
蹊跷的是，康、梁著作甚多，但对于他们当年究竟是如何具体地鼓动各省举人，如何联络朝士，都联络了哪些人却全然没有说明。更奇怪的是，现存唯一能够证实他曾命令梁启超出面组织举人联名上书的证据唯有由梁启超领衔广东举人80人签名的那次上书。但是，4月7日，都察院代递了一次由陈景华领衔、共有289名广东举人签名的上书，在这个签字名单中，麦孟华排在第63位，梁启超则是第284位，康有为同样没有签字。从麦、梁二人的签名顺序(这种活动，发起者理所当然首先签名)来看，这次上书显然和康有为毫无关系。广东是康党的老巢，但他们的上书却只能鼓动80人联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陈景华却有能力鼓动一场多达289人的联名上书，这样的对比恐怕会让康有为这个自称为公车上书的领导相当尴尬。
此外，广东是康、梁的本籍，康有为本应对同乡举人有着更强大的号召力，但实际情形却恰恰相反。陈景华领衔组织的广东举人联名上书中，只有64人参加了康有为所谓的公车上书，而在康有为的上书活动上签名的厂东举人总共也不过86人。试问，这样微弱的号召力如何能够成为领袖?
康有为在《我史》中曾提到湖南举人曾全体参与了梁启超组织的联名上书，但《上书记》记录在案的湖南举人却仅4人而已，而湖南举人前后3次共121人的上书活动却全然与康有为无关。此外，《上书记》中仅有山西举人10名、江西举人2名、湖北举人4名、安徽举人8名。很明显，康有为在这几个省的影响力几乎为零。
当然也有几个省份的举人看似与他的鼓动关系密切，如广西、贵州、陕西三省。这几个省参与公车上书的举人名单和各省举人集体上书的名单大致相同，但要完全证实这几省的举人上书完全是由康、梁鼓动所致，却还缺少最直接的史料证明。最有意思的是，陕西举人的联名上书是由都察院4月11日代奏的，而此时，康、梁早已放弃了上书的计划。
所以，康有为的《上书记》里的签名，其实不过是参加松筠庵聚会的举人们的报到签名而已，而实非康有为花了一天两夜草拟出来的上书签名。原因很简单：
其一，松筠庵面积狭小，根本无法一次性容纳1200余人，所以，要承认1200人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就只能有一种解释：这些人是陆陆续续来松筠庵签名的。正式的集会既然不存在，电就很难征集到举人们的上书签名。
其二，康有为自己也说，他草拟的上书并不是以印刷版的形式大量散发，而只是数量极少的仅供传阅的手抄本。如此一来，能够真正读到他的文章的人自然很有限，这1200人中的大多数应当都没有看过他的文章，既然没有看过，更遑论在上书中签名了。
其三，《上书记》共记有福建举人8名，其中6人居然属于贵州籍。如果山各省举人自行在上书中签名，他们自然不会搞错自己的籍贯，这一失误的出现，极有可能和康有为借用聚会签名、假借各省举人名义有关，唯如此，才会在将聚会签名誊录到奏章里的过程中，弄错举人们的籍贯。
康、梁的作伪其实在康党内部早已不打自招，最明显之处就是对松筠庵聚会签名人数的众说纷纭、五花八门。除了1200人，康有为还有一个3000人的说法(《汗漫舫诗集》)，而梁启超有时候说是1300余人，有时候则说千余人，有时候又说3000人或数千人。人数上的缺乏定论，也正暗示着康党在这一作伪事件中的极不严谨。
4、伪宣传
1895年夏，在康有为及门下弟子的运作下，《公车上书记》在上海出版。除了康有为所撰写的上书奏稿之外，此书还附有“哀时老人未还氏”的一篇《序文》。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序言却与康有为日后撰写的《我史》中的记载颇有不同。
第一个不同是此文没有提及康、梁是公车上书的领导者，而仅仅止于陈述梁肩超与湖南举予是当日到都察院首递奏章者。这恐怕恰恰正是事实的真相。这本小册子出版时，距离事件的发生不过短短一两个月而已，当事之人众多，忌惮于舆论，康有为尚不敢过分歪曲事实，但多年之后撰写《我史》和《自编年谱》时，却已另当别论。
第二是《序言》所提供的上书流产的原因和《我史》的表述大相径庭。《序言》里说，上书胎死腹中的原因是得知和约已然签字盖章，事情已成定局，无法挽回，遂放弃了上书，流产的地点是在松筠庵而非都察院(也就是没去投递)。同样，《序言》也未曾提及都察院拒收上书一事。应该更接近事实，碍于当事人甚多，此书又属公开发行，康有为当日尚不敢肆意捏造，诬蔑都察院。
至于为扩大政治影响而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将出版地选择在上海租界，而不是政治中心北京，最合理的解释似乎是为了避开京城中众多的当事人。康有为在《序言》中虽多忌惮，未曾大幅度篡改历史的原貌，但在宣传上却自我吹嘘极甚，在京发行难免会引起当事人的反感。
康党对此书的宣传不可谓不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共在《申报》上登了7次广告，初版刊于当年7月10日，距康有为所谓的松筠庵集会仅60余天，康党效率之高、心情之迫切，可见一斑。广告原文如下：
新出石印《公车上书记》○《盛世危言》
寄售上海四马路古乡阁书庄
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传电至京，举国哗然。内之曹郎，外之疆吏，威有疏争。而声势最盘，言论最激者，则莫如各省公车联名同上之一疏。是书系粤东康长素先生主稿，洋洋洒洒，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