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3期
大明奇才解缙的坎坷人生
作者：林 辉
当时很多大臣想为李善长鸣冤，但又人人自危，没有一个人敢出头。这时，虞部郎中王国用想到了解缙。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即李善长死后一年，王国用找到解缙，请他代写为李善长平反的奏疏。解缙血气方刚，原本就认为李善长是冤死，于是应邀疾笔写下《论韩国公冤事状》，状中阐述了几条理由，如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已没有谋反的功利动机；李善长年事已高，没有去冒这个险的必要；李善长的儿子李祺是皇上的驸马，谋反没有外在动力等。
朱元璋看了《论韩国公冤死状》后，大发雷霆，大骂解缙多事。
第三件事是弹劾御史袁泰。
解缙在江西洪都做监察御史时尽职尽责。监察御史是个九品官，官衔不高，但权力很大，有权对地方官员的行政、品行进行监视纠察，而且“御史纠弹，皆承密旨”，可将各级官员的情况直接面呈皇上。
解缙的上司、督察院左都御史袁泰是个奸黠小人，经常窃听、告密、诬害与他意见相左的官吏。一次上朝，朱元璋问御史夏长文昨晚为何长叹，有何不满?夏长文大汗淋漓，只得将昨晚与妻子发生口角，独坐饮酒叹息之事照实禀告。朱元璋见他说的与告密的画像相符，才未加罪。
御史夏长文将这件被袁泰陷害的事告知解缙后，解缙甚是生气，对袁泰深恶痛绝，于是代夏长文草疏《论袁泰奸黠状》弹劾袁泰。朱元璋见奏疏激昂，令有司核实后，把袁泰作了调职处罚。从此，袁泰对解缙怀恨在心。
朱元璋后来得知弹劾奏疏是解缙所为，觉得解缙过于锋芒毕露，城府不深，容易被人利用，于是想让他经受些挫折，让他反思一下。
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在朝中办了个千叟宴，解缙的父亲解开也在邀请之列。谈到解缙时，朱元璋对解开说：“解缙才学虽好，可性格太直，容易吃亏。不如你带他回去，带职进修。这孩子大器早成，十年后再来朝廷大用未晚。”
就这样，一个朝气勃勃的解缙，一个血气方刚的解缙，一个充满政治幻想的解缙，一个刚正不阿的解缙，一个敢想敢说敢做的解缙，随老父回到了吉水老家。
十年后的解缙会是怎么样呢?
解缙带薪离职进修，心中虽有不平，但远离朝廷，能静下心来读书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在寄给友人孟链的诗中，他这样写道：“微凉正好课书篇，熟读千回见昔贤。七略五车都阅遍，此心高解欲无言。”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驾崩，这一消息对于解缙来讲不亚于晴天霹雳。从政治上讲，朱元璋许下解缙带薪进修十年后必有重用的诺言怎么兑现?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天子还会重用解缙这位前朝宠臣吗?从礼数上讲，这个时候，解缙的母亲去世才一年，服孝期未满，遵礼不能离开。
解缙为这事左右为难，但他还是决定赴京奔国丧，其原因为：一来朱元璋的遗诏中有令，“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自己应该出来工作，辅佐新天子；二来朱元璋在世时曾经说过“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夫子”之语，世上哪里有父亲去世，儿子不去吊孝之理?因此，阔别朝廷8年的解缙匆忙赶赴南京。
袁泰被解缙弹劾时只受到调离督察院工作的降职处分，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当皇帝后，他又官复原职，深得建文帝的信任。此时袁泰得知解缙回到京都，深感不安，忙上书说：“解缙母亲新丧未厝，服丧未满就离家远行，这是不孝；太祖在世，曾令解缙回乡攻读，十年后才能进京，现今只在家八年就上京，违了诏旨，这是不忠。”其实，他是想利用手中职权对解缙打击报复，更要置其于死地。
这时，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董伦出来为解缙辩解说：“太祖驾崩，解缙能置家事于不顾，来京祭奠，遵旨进京辅政，实属难能可贵，不能杀。”
迫于压力，建文帝下令将解缙派到河州去做了个卫吏。解缙就这样泪流满面、步履匆匆地来到了河州。可怜解缙一个南方人哪里抵得住北方的寒冷，不久便水土不服，高烧不退，一病不起。后来得知董伦曾在皇帝面前力保自己，如梦初醒的解缙就像在大海中捡到一根稻草，不管有用没用，都得把它拼命抓到手。他奋笔疾书写了封长信，派人转交给董伦。
董伦收到解缙的书信后甚是同情，把书信拿给朱允蚊看。朱允蚊此时正在为他的叔叔们伤脑筋，看到解缙写的“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昊濞之虞”之句蓦然想起，当年解缙在《太平十策》里也曾写道：“帝王的封国太大，甲兵卫士太多，军权过重，恐怕数年以后酿成大祸。”这些都正合自己全力削藩的意图，于是皇帝立即把解缙召为翰林待诏。
1403年，朱棣攻破南京，希望文臣之首方孝孺能够为他起草诏书，遭到拒绝后朱棣大开杀戒，灭了方孝孺十族。最后，解缙接下了“开国诏书”这门子生意，招来了一片非议。
其实，方孝孺与解缙有着本质的区别，方孝孺是建文帝削藩的始作俑者，若他起草了这个诏书，那才是真正的叛臣反贼；而解缙不同，他是洪武时的大臣，朱元璋的宠臣，他没有必要至死忠于建文帝。
拟完诏书后，解缙被封为侍读，官阶七品。
永乐元年(1403年)至永乐五年(1407年)，即34岁到38岁这段时间，是解缙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他为大明王朝、为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朱棣赞扬他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
解缙在永乐朝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编纂《太祖实录》。《太祖实录》在建文二年由方孝儒、王艮修编过一次。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建文帝把朱棣的生身母亲定为原来元朝皇帝的妃子。解缙在修编《太祖实录》时更正了这一明显错误，据实记载朱棣为马皇后所生，是马皇后的第四个儿子。这一重要更正在当时当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古代等级森严，太平时代皇帝的继承人更讲究血统和长幼，朱棣被澄清为马皇后所生，他当皇帝就顺理成章，符合当时的法则，而不是所谓的反贼了。解缙也因此得以入值文渊阁。
文渊阁是宫廷内的一个藏书楼，后来成了知识和权利的象征，能够去藏书楼当值的人当然是最有知识、最有水平的人。朱棣赋予了在这栋楼当班的人很大的权力——“预机务”，《明史》记载：“内阁预机务自此始。”
明朝自胡惟庸案后，就不设丞相一职，文渊阁实际代替了丞相的职务，这在明朝后期更为明显。朱棣不仅给了解缙很高的待遇，赐五品服、金绮衣，“与尚书埒”(和尚书享受同等待遇)，还对解缙说：“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意思是说，讨论国家大事、起草诏文是一项绝密性工作，你们天天和我在一起工作，其工作的重要性不亚于尚书。
永乐元年，朱棣来到文渊阁视察工作，问及文渊阁藏书情况，解缙回答：“尚多有阙略。”朱棣说：“士庶家倘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便要解缙开出书单送礼部购买。解缙回答：“有些经典早已在战乱中散失，皆难以寻觅。不如编纂一部文献大成，以惠百世。”朱棣一听解缙的建言，大呼道：“好啊!这个工作就交给你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