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3期
平反清算周期律
作者：吴 思
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岳飞平反从初步昭雪到发还田宅、复官改葬，再到赐谥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历时99年。首次平反则是1162年七月，即岳飞冤死21年之后。人常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莫非20年竟是平反的周期?
《明史》中有无数平反昭雪的案例，有的几个月就平反了，如因为骂皇帝而下狱论死的海瑞，以及为海瑞鸣冤的何以尚；有的则拖延170多年，如被明成祖灭十族的方孝孺和建文朝的众多忠臣。
这些参差的时段背后有一个共性：制造冤案的权势不再阻拦。1162年六月，宋高宗赵构退居二线，太子孝宗即位后岳飞昭雪；海瑞与何以尚能够出狱，是因为下令关押他们的嘉靖皇帝突然死去；建文忠臣得以平反，是因为推翻建文帝的明成祖及其子孙作为权力传承体系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并且褒奖敌方忠臣不但有利于激励属下的忠诚，还可以美化自身形象。总之，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反的利益递增、风险递减，最后利大于弊，于是就平反了。
1630年，清太宗皇太极用反间计害死劲敌袁崇焕。1784年，乾隆皇帝下诏为袁平反昭雪，这种时隔150多年的跨朝代平反也可以用利弊的递增、递减解释，平反昭雪对统治者有利。
以明朝而论，拖延百年的平反很少见，只有开国祖宗办错的几件大案，但历代皇帝驾崩之后的平反和清算却如同常规。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确实说得不错。不过，明朝历届皇帝的平均执政时间只有16.2年，假定执政前期和后期制造的冤案同样多，那么，冤案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8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恰好对上8年之数的好汉，就有号称“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当然，若碰上在位时间特别长的荒唐皇帝，冤案的持续时间也只好跟着延长。
一般说来，皇帝执政的时间越长，留待平反的名单也越长。执政时间长，冤假错案就难免多一些，不制造冤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执政时间短，冤假错案却未必少。如天启皇帝在位7年，整天做他喜欢的木匠活，任凭魏忠贤胡作非为，结果留下300多人的平反名单，也留下了270多人的清算名单，其中判凌迟者2人、处决25人、充军11人、徒刑129人……这等成就，比嘉靖和万历更加“辉煌”。
绕开权势的公正
平反和清算都是对正义的恢复，这种纠错机制的要害就是避让权势。在皇权独大的帝国制度中，权势可以压倒正义。面对最高权势制造的冤案，正义最好保持沉默，拼了命也要为之鸣冤叫屈的很可能成为新的冤魂，遭到下狱贬官、廷杖瘐毙的下场。嘉靖和万历皇帝经常这样堵人们的嘴，也确实能堵住一时，但皇帝的寿命毕竟有限，任何权贵都无法永远掌权，正义最终还是有机会说话，把冤案翻过来。皇帝们也努力控制后世，下令千秋万代永不翻案，他们刻石碑、立铁牌，可那些石头、铁块的寿命并不比权势长多少。
正义对权势无可奈何，权势对时间无可奈何，后来的权势又需要声誉和稳定，正义、声誉和稳定的铁打关联也让人无可奈何。各方都追求自身利益，又都拿对手无可奈何，于是，平反就成为各方博弈的一种均衡，大家在这里打了个平手。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是一个重要因素，时间的变化意味着利害主体的兴衰更替。
倘若把三权分立看做彼此制衡的横向纠错机制，平反昭雪就是纵向的纠错机制。但帝国制度延续两千多年，主要用熬时间的办法耗赢权势，而不是澄清难题。
西方有句谚语：“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但就中国历史而论，迟到公正的价值也不可低估。
首先，对冤案制造者来说，平反的存在可以确立一种预期：既然权力不可能永恒地掌握在某个人手里，公正难免恢复，那么，错事就不应该做绝，免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是一种抑制大肆作恶的机制，知道了这种机制的存在，权势就可能稍微收敛一些。北宋奸相章悖企图将司马光暴骨鞭尸，摧残元祐党人和他们的子女，但正是对冤冤相报的担心，才让他放弃了赶尽杀绝的计划。
其次，这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对于正义的追求者来说，确信公正终有实现的一天，人们就比较容易不计利害地追求正义。如果权衡利害，那么仗义执言固然有一时之灾，但也可能成为对未来的投资，在平均迟到8年的公正中捞本甚至获利。在这个意义上，迟到的正义就是对高风险的高回报。如此投资获利的历史事实不时可见，以至古人创造出“沽名卖直”之类的术语。
可惜的是，公正的行情通常不够好，8年之后官复原职，只能算捞回本钱，利息却损失了。更何况这8年还吃了许多苦。人的职业生涯有几个8年?倘若圆滑地混下来，9年考满，说不定还能升一级的。话说回来，行情如此不好的生意仍不断有人做，可见当事人未必想做生意，或者他们对人的本质及最高利益另有看法，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再次，迟到的公正可以让受害者及其子女获得补偿，至少停止继续迫害。有所补救总比毫无补救更接近公正，按明朝规定，平反补救分为五等，即“赠、荫、祭、葬、谥”。复官、赠官是初级平反，赐祭葬高一级，再加上追谥、追封和荫子就更高级了。平反的逐步升级，往往对应着冤案制造集团的逐步淡出，呼应着人们对蒙冤对象越来越高的尊崇，岳飞享受的逐步升级的平反就是如此。追补到最高级别，假如当事人还活着，并且感觉连本带利都能补足，公正竟近乎完美了。在当事人已死的情况下，如果他所追求的正是不朽的声名，迟到的公正也算不错的补偿。
总之，“平反昭雪”具有重火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迟到的公正的存在，可以维持人们对制造冤案的体制的信任，鼓励耐心和等待，缓解暴烈和绝望的反抗。
问题在于，很多人连这等公正也得不到，只能等待遥远的公正。
御史王朴性格耿直，多次与朱元璋争论。有一次争得急了，皇上动了气，下令将其拉出去砍了。到了刑场，皇帝又召他回来问他改不改。王朴说：“皇上看得起我，让我当了御史，奈何如此摧辱我!如果我无罪，凭什么杀我?如果我有罪，又何必让我活?我今日惟愿速死!”朱元璋大怒，催令赶快行刑。路过史馆，王朴冲着里面大呼：“学士刘三吾记住，本年本月本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随后被杀。
朱元璋后来撰写盖棺论定的《大诰》时还提到王朴，说他诽谤。这自然难以平反，但史家记载了真相，后人自有公论，这本身也算是一种安慰的平反吧。
中国人喜欢说“让历史如何如何”，表达了对后世言论公正的信赖。史家讲究隔代修史，距离作恶权势的时间已远，不用怕他们，于是我们就可以指望公正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数小民连安慰性的公正也沾不上，他们既无申冤的人力、物力和能力，又无详加记载或考证的史学价值，便只能无声无息地白死了，如史书上有大量杀人冒功或残害良民的记载，但我们却查不到那些被害者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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