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6期

浓墨宰相刘墉

作者：王　强

　　清代有一位著名的书画家，集清代帖学之大成，其行书传世甚多，他就是刘墉，乾隆朝宰相，后人称之为“浓墨宰相”。不过，这个刘墉和大家印象中的宰相刘罗锅却有着众多的不同。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诸城县(今属山东高密市)人，清朝大学士刘统勋之子。
　　刘统勋是清代名臣，26岁即考中进士，不到40岁便升为内阁学士、刑部尚书。他忠直勤奋，有大臣之节，善于决断，果敢坚毅。
　　与父亲刘统勋相比，虽然刘墉为官数十年，历任学政，知府，按察使，内阁学士，户部、吏部侍郎等职，但基本上没有像样的政绩，只是庸庸碌碌，随例调迁而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朝为官之时，正是乾隆宠臣和坤当权之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刘墉唯以自保为念，不敢与和珅正面抗衡。
　　为什么墉会右汶样和《宰相刘罗锅》中弃全不同的表现呢?
　　刘墉在任江宁知府时，曾以清直闻名，但乾隆二十年，还在西北边陲的刘统勋因一纸奏疏而遭祸，刘墉及其家人均被株连，家产也被抄一空。一个多月后，刘墉被放了出来。出狱后，他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今后为官要牢记“敏于事、讷于言”的圣训，三思而后行。电就是在这个时候，刘墉的为官之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开始变得圆滑起来，与电视剧中的机智多谋、刚直不阿的形象大不相同。
　　刘墉的圆滑世故，当时就遭人指责，将他比作汉代的公孙弘。公孙弘以儒学取士，官至宰相，但阿谀，好滑稽，无所建树，竞得善终。观刘墉一生，和公孙弘确有相似之处，可是，他刚直不阿的“艺术形象”是如何流传开来的呢?
　　其实，这主要是传说使然。
　　关于刘墉的传说，到民国时期多了起来。《所闻录》中记载：“清乾隆时，和珅当国，权倾一世，结党营私，道路侧目，朝士莫敢撄其锋者。时诸城刘文清公崇如(名墉)，总制百揆，亦无以挫其焰，心常衔之。癸未春首，侦知和应召入宫。值风雪载途，泥泞遍地，乃故著敞衣，迎之于路。和至，命人持刺，高谒于前曰：‘中堂亲自过府贺年，不遇，今降舆矣。’和无法，只好下轿，比欲寒暄，而刘已跪地与贺，和珅答之，玄裘绣袄，已污秽满身，哭诉宫闱，卒莫奈刘何。”
　　这个故事已经十分生动，开启了后世刘墉的滑稽故事之风，刘墉的形象也随之改变。
　　刘墉是清乾隆十六年辛未科二甲第二名，是科本拟刘墉为状元，但乾隆皇帝见其名为“墉”后便说：“状元怎能用‘墉’碌之人，我要当面看看。”乾隆一见刘墉，心中便有不悦，想当面难为他，便让其吟诗一首。刘墉岂敢违背圣意，便随口吟道：
　　“背驼自乾坤，胸高满经纶。一眼辨忠奸，单腿跳龙门。丹心扶社稷，涂脑谢皇恩。以貌取才者，岂是圣贤人?”
　　后来，人们根据此诗臆断刘墉是个罗锅儿。其实，这只是后人的想象，要想解开刘墉是否真的是罗锅儿，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选官标准。
　　在封建社会，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所谓“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所谓“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所谓“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书、判”这四个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刘墉绝对不会是个罗锅儿。
　　还有一个旁证，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个问题。按照当时的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以字形喻体形和相貌。“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可见，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所以，即使刘墉算不上仪表堂堂，但也不至于体有残疾。当然，“刘罗锅儿”的称号也是事出有因，据史书上记载，嘉庆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足见他确实有些驼背。不过当时刘墉已经年逾八十，有些弯腰驼背也很容易理解。
　　刘墉与乾隆的关系，民间也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刘墉与乾隆就是干兄弟。而“和坤使坏，刘墉参万岁”的传说还被编人传统相声《官场斗》里，把刘墉说成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然而事实上，这仅仅是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意愿而已。
　　作为官场中人，刘墉十分注意与乾隆搞好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和《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发行，同时还建议赦发到全国各省。这一建议让乾隆觉得很舒服，刘墉也因此官运亨通，职务升得很快。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近几年热播的有关电视剧中也被渲染得淋漓尽致，通常把两人的关系捕述得忠奸对立、水火不相融，其实在历史上，两人的关系并非十分紧张。刘墉对和珅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独善其身。时人曾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莫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刘墉调入京城后，调整了自己的为官思路，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尽可能不与权势冲天的和珅做正面冲突。但在乾隆帝“龙驭归天”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坤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任命刘墉为上书房火臣，入内当直，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珅，要求将他凌迟。不过，刘墉等人建议，和坤虽然罪大恶极，但毕竟做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求次律，即令其自尽，保其全尸。
　　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于是处死和砷的第二天，嘉庆帝就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和珅倒台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但他在处理和珅的案子上并未泄私愤，表现了一位政治家应有的风范。
　　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如“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便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生前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纪昀去世后，刘墉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刘墉和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刘墉赠给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文砚，因此我就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这不仅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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