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7期
玩平衡木的大师
作者：黄 波
王朝之轮替，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旧贵族的式微和新贵族的崛起。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朱明王朝，埋葬了一批旧贵族，同时在战乱的废墟中，又有一批新贵应运而生。而在新贵行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明太祖的乡党——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淮西籍人士。
乡党：朱元璋的“基本盘”
如社会学者所说，中国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意味着资源，意味着一股可供利用的力量。
熟人的作用，体现得最为充分的，不是在闾巷这些小圈子之内，而是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里，不同的方言、迥异的习俗，不能不让人在一种相互戒备的氛围里产生一种迷茫，而一个熟人的到来，也许只是一句熟悉的骂人的粗话，也会给人一种安全感。
战乱中尤其如此。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大家伙儿都是在一种自保本能的驱使下，临时组成了一个团体。“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这种脱离了熟人社会结构的聚合只是一种权宜的措施。很多人强调造反组织要制定纲领，其实很多时候，熟人比所谓的纲领更具向心力。吸引一个人进入这个组织的，往往并不是因为其纲领多么先进，其前景多么美妙，而是因为组织里有他的熟人。
朱元璋加入到郭子兴的部队，而不是跟随同期起事的其他群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写信召他的汤和是他的淮西老乡。当朱元璋刚刚在行伍中冒头，而又不能为他人所服的时候，还是汤和帮了他的大忙。《明史·汤和传》中记载，汤和虽然长朱元璋3岁，但“独奉约束甚谨”，即在朱元璋的权威还没有根本树立的时候，唯独汤和十分注意培育和维护朱元璋的威信。朱元璋曾多次犯险，而危急时刻又是他的乡党挺身而出救他脱难，其中濠州(今安徽凤阳)老乡徐达，为从敌方手里换回朱元璋甚至不惜拿自己去作人质。
游民、乞丐出身全无凭借，要在乱世里图自保，复于群雄中脱颖而出，又逐鹿中原，朱元璋唯一可以仰仗的，就是他的淮西籍老乡。乡党就是其“家底”，堪称他不折不扣的“基本盘”。反过来，这些出身农家，乡土、宗族观念很重的淮西老乡也特别愿意为朱元璋卖命。可以看到，在朱元璋取天下的过程中，能够被其信任，确有效死之心，可以独当一面、攻城掠地的心腹，绝大多数都是淮西人。后来，朱元璋苦心经营的“生意”越做越大，“参股”者越来越多，但核心力量仍然是淮西籍将臣。
元末诗人贝琼有一首诗记述淮西将臣的气焰，诗曰：“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辟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淮河流域在春秋时是楚国的一部分，所谓“楚客”、“淮人”指的都是朱元璋队伍中的淮西人。从这首讥讽味十足的诗中，我们完全想象得出，当年朱元璋带着他的老乡们攻破一个又一个城池后，淮西人那种趾高气扬的胜利者姿态。
淮西乡党功勋卓著，一举成功登上王位的朱元璋不能不投桃报李。这是情当如此，更是理当如此。于是，粗话连篇的马上“楚客”摇身一变，成为了新朝最炙手可热的新贵。赏赐良田、厚予珍宝，淮西将臣成了富人；论功行赏、封公拜相，淮西将臣更成了新的特权阶层。
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明太祖大封功臣，依功劳大小赐其爵位。爵位原有五等，公、侯、伯、子、男，最高者为“公”，在封公者行列中，李善长、徐达、常遇春之子常茂(常遇春早死)、李文忠、冯胜、邓愈六人，均为淮西籍人士。此后，朱元璋又陆续分封了一批公、侯、伯，终洪武一朝，据统计，封公者11人，除上述李善长等6位，另有信国公汤和、凉国公蓝玉、梁国公胡显、开国公常升，也都是淮西旧人，只有颍国公傅友德(砀山人)是封公中的唯一一位非淮西籍人士。
但对朱元璋的这些乡党来说，丰厚的封赏实为一把双刃剑。物质上的回报固然可喜，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过去靠乡土和宗族观念维系，在生死与共中结成的所谓兄弟情义至此已一去不返，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是“礼”的鸿沟和“法”的森严。礼，就是不可逾越、不容轻忽的君臣名分；法，就是代表朱元璋家族利益的一整套强制性规范。而这样一个规范，对除朱元璋以外的任何一个人都是适用的，包括帮他打天下的淮西老乡。
朱元璋和乡党的关系，也必然面临着一个重新调适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很可能是尴尬、艰难甚至是血腥的。
分而治之，惟“君”独大
于情于理，登基后的朱元璋必须对帮他取天下的淮西老乡大加封赏，在新王朝的政治架构中给予他们重要安排，情理之外更多的恐怕还是一种现实的考量。新皇帝不能不用人，在考虑用谁的问题上，与其说他用乡党是因为信任他们；毋宁说，除了乡党，其余人等都让他感到不可信任。
就这样，淮西籍将臣在刚刚建立的朱明王朝中占据了最为显赫的位置。
新王朝的利益分配中，淮西人分得了分量最重的一杯羹。但淮西人对这一杯羹犹不满足，恨不得吃独食。虽然淮西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是很不错，但大都缺乏文化修养，粗鲁少文，在“治天下”的转型过程中明显力有不逮，尤其是在以刘基为代表的浙东儒生集团面前更是相形见绌。
客观形势如此，而淮西人偏偏硬要吃独食，怎么办呢?只剩下了一个办法，这就是依靠宗族和乡土观念结成一个团体，让淮西人占据要津，使玩政治成为淮西人的禁脔，外人不得染指，最多也只能敲敲边鼓。
在洪武朝初期，淮西集团和非淮西集团的利益争斗非常明显。
淮人官僚集团的中心人物最初是李善长。他是朱元璋起兵后的重要幕僚，朱元璋称王时，他是右相国。朱元璋称帝后，拜他为左丞相，朝臣中位列第一，而且还是明太祖的儿女亲家。继李善长为相的胡惟庸也是淮人，与李善长是亲戚，二人渊源深厚。从李善长到胡惟庸，二人掌权长达17年，他们的执政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竭力排斥、攻击非淮西籍人士，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对山西人杨宪的倾陷和对浙江人刘基的挤压。
按《明史》上的说法，杨宪原是一个儒生，但从其行事看，更是一个吏才。他办事很精干，口才也很好，对仕途很热衷，权力欲极强。当受到朱元璋的器重，当上右丞相后，他决心对淮党发动攻势，可惜未能正确估计局面，在李善长还未失宠的情况下就匆忙向朱元璋进言。最后，淮人在李善长和胡惟庸的精心部署下联合反戈一击，杨宪打虎不成反被虎咬，枉送了卿卿性命。
刘基是浙东儒生集团的头面人物，其人在野史中有许多奇异的传说，刨掉荒诞无稽的成分，刘基在朱元璋取天下中发挥的重要的智囊作用无可置疑，在许多关键性战役中立有殊功，至少不在李善长之下。但在大封功臣时，李善长被封公，是爵位中的第一等；刘基却只封了一个诚意伯，属于爵位中的第三等。
由于刘基是个足智多谋的人物，加上他在非淮籍人士中有较高的声望，甚至一度传出可能拜相，自然成为淮西集团极力排斥的首选对象。刘基在朱明王朝肇建时，年岁并不大，却出人意外地很早就退出了权力中心。这当然是李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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