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7期
中国的告密文化
作者：秋 鸿
南汉大宝二年(959年)秋的一天，17岁的荒淫皇帝刘鈛正在宫中与赐名“媚猪”的波斯女及嫔妃宫女们玩耍嬉乐，突然，宦官许彦真神色紧张地跑进来，跪伏于地，声称尚书右丞参政事(副宰相)钟允章在外谋反。
南汉重用宦官，素有“太监王朝”之称。钟允章秉政后肃整纲纪，几次奏请诛除几个声名狼藉的宦官，因此被宦官们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一天，钟允章去南郊巡视祀天的祭坛，他与礼官登坛后，四顾指挥摆设神位。宦官许彦真望见，大呼：“这是谋反!”当即拔剑升坛。钟允章迎头喝叱，于是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刘鈛长闻报后，不辨真假，下令将钟允章逮捕入狱，并派礼部尚书薛用丕负责审讯。钟允章与薛用丕是相交多年的朋友，他泣不成声地对薛用丕说：“吾今无罪，自诬以死，固无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长，公可告之。”没想到，薛用丕竟将此话告诉了许彦真，许彦真听后，骂道：“反贼欲使尔子报仇邪?”于是“并捕(钟允章)二子系狱，遂族诛之”(《新五代史·南汉世家》)。
钟允章因政敌的诬陷入狱，因朋友的告密出卖而遭灭门之灾，不禁让人唏嘘感慨。然而，他的遭遇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也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
中国的告密史，自古就是浩瀚如海、血泪斑斑的悲惨史。
“告奸连坐”与“亲亲相隐”
告密，又可称为告发、告讦、告奸等，指向上司或有关部门揭露、揭发别人的隐私或短处。告密是社会上的多数人所不齿的行为，但在几千年里却如瘟疫般虐行于大地，摧残和折磨着无数人的肉体和心灵。于是，中国成了告密者的天堂和乐土，告密成为中华文化挥之不去的梦魇。
史书记载，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告密者是崇侯虎，他身处商纣王时代，距今约3100年。
当时，纣王任命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其中九侯的女儿被纣王纳入后宫，因不喜淫乐，被纣王杀掉，之后连带着把九侯也剁成肉酱。鄂侯为之争辩了几句，结果也被做成肉千，“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史记·殷本纪》)。崇侯虎能知道姬昌背后叹息一事，可见他和姬昌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但为了讨好纣王，竞干起了出卖朋友的下作事。
商鞅在秦国变法时，曾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制定了秦律，将“告奸”和“连坐”制度化、严密化：“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这一制度建立在“什伍”，即里保户籍制基础之上，秦国从此变成了一个大军营、大集中营。
这一举措招致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仅在都城“言初令(商鞅新法)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商鞅对反对、触犯新法者予以严厉镇压、无情打击。后来，一些反对者改变态度，“有来言令便者”，商鞅却斥之道；“此皆乱化之民也。”随后把他们尽迁于边城，收到了“其后民莫敢议令”的奇效。
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死后，曾屡受商鞅羞辱的太子即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合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才悟到其法之“敝”岂不过晚!商鞅最后被车裂，满门抄斩。
告密，尤其是亲属之间的相互“告讦”，其恶果是整个社会伦理尽丧，人性受到严重的腐蚀，社会的长治久安终成泡影。
先秦时的著名公案“直躬证父”便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争议和有识之士的忧虑。叶公曾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回答：“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孔子怀博爱之心，以风俗不同来间接谴责直躬的行为。而身为“法家”的韩非干脆把直躬杀掉了事：“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日：‘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韩非子·五蠹》)
吕不韦以秦国公子异人为奇货，赢得了一场政治豪赌，“直躬证羊”的故事在他的笔下便成了“下智上愚”的游戏：“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日：‘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所谓直躬者竞强词夺理、方圆任情，把荆王侃得头晕脑胀，只好将他放掉。吕不韦借孔子之口对此行为表示不屑：“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吕氏春秋·当务》)
随着儒家地位的确立，“父子相隐”的主张为后世接受，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颁布了“亲亲得相首匿”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
此后，“亲亲相隐”原则被历代所遵循，其要有三：一、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二、告发应相隐的亲属有罪，唐至明清的法律甚至规定，审案时如果命令相容隐的亲属作证，涉案官员处刑；三、两类罪行例外，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等重罪，因为这类罪或直接侵犯皇权，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另一类是亲属互相伤害罪，如果不容许上诉，被告人失去自我保护权利，家族关系也难以维护。
东晋元帝时，卫展为晋王大理，他上书反对“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的做法，因为“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晋书·刑法志》)。
梁武帝天监三年(504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拐骗人口)当死。其子景慈出庭，作证其母有罪，法官虞僧虬表示：“案子之事亲，有隐无犯，直躬证父，仲尼为非。景慈素无防闲之道，死有明目之据，陷亲极刑，伤和损俗……景慈宜加罪辟。”(《隋书·刑法志》)后来，景慈被判流放交州(今越南河内)。元至治二年(1322年)，驸马许纳之子苏克告发说：“臣父谋叛，臣母私从人。”英宗斥之日：“人子事亲，有隐无犯。今有过不谏，乃复告讦!”下命杀掉苏克。
“告密”大行其道的四个朝代
“亲亲相隐”原则使亲属之间的相互告发行为大为收敛，但其他人，如乡里、朋友、同事、上下级之间的告发仍绵延不绝，在统治者有意或无意的怂恿放纵下，时而暗流涌动，时而浊浪拍天。自秦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告密运动，为此而倾家荡产、人亡族灭者数以千万计。
一次是汉武帝时的“告缗”，严格说来，这是一次经济行为。
汉武帝中年之后穷兵黩武，国库为之匮乏。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搜括财富。“算缗”是对商人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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