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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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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哲显然也动了心。他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我,又低头想了想,然后走过去跟那个负责人耳语了几句,接着就成交了--他从对方手里接过了那笔钱。 在回报社的路上,崔哲一直试图说服我跟他平分那笔钱,并且希望我把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我对此感到恐惧,所以我希望他把钱还给那个企业负责人,继续报道那件事。 为了这件事,我们当天还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争吵的结果是:我拒绝了他的第一个要求,但答应了第二个。 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我并没有从那件事情获得一分钱,但我也没有去做一个"告密者"--在崔哲对当时的社会新闻部主任李赫说那件事情证据不足所以无法继续报道的时候,我保持了沉默。 我要说明的是,我拒绝那笔钱,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崇高的新闻理想和道德水准,我只是感到恐惧。我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恐惧什么,也许是担心事情败露失去这份工作,也许是担心因此而承担牢狱之灾……总之,我就是感到恐惧。 这件事情在我和崔哲之间造成了隔阂,我们各自在心里筑起了一道墙。我们变得越来越陌生,从此不再一起采访,甚至从此不在一起聊天。即使是在报社走廊里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心里也会充满了对崔哲的警惕和敌意,我在崔哲的眼睛里也看到了一样的东西。 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曹老头"嫖娼的故事,崔哲因为那一系列报道获得报社嘉奖并且登上了社会新闻部主任的位置之后,我知道我的厄运开始了。 崔哲上任后出台了一系列部门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清退一部分不适合当记者的同志"的改革目标。他为这个目标专门拟定了一个"执行办法":由他为每个记者发表的每篇报道打分,月底积分最低者将自动退出记者队伍。 如我所料,在那个月底进行的考评中,我的得分最低。我知道为什么--"立法者"(拟定考评标准的人)是崔哲,"执法者"(打分的人)也是崔哲。在这部"法律"颁布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注定逃脱不了这张崔哲织成的网。 你知道,崔哲并没有将我开除出报社的权力,但他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羞辱我,直到我主动离开,而我的离开也许能够换回他在那件事情里失去的安全感。 我曾经找过崔哲申辩,但他看起来连向我解释的兴趣都没有,他只是告诉我:"这是部门规定,你服从或不服从都必须执行。" 就这样,我成了那个倒霉的人。崔哲当时给了我两条路让我选择:要么主动辞职,要么去新闻热线值班室当接线员。 我选择了后者。我说过,我也希望我能爱我所爱为所欲为,但多数时候我身上背负着压力并且无可奈何。 我告诉你我的压力是什么:离开这个报社之后,我会立即失业,而能不能获得一份新的工作还很难说。我对此感到恐惧。 如果你曾经在毕业找工作时四处碰壁,如果你身在外地没有人愿意并且能够帮助你,如果你……你就会理解我的恐惧。 "你当时为什么不揭发他?"萧原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 我苦笑了。我曾经这样想过。当我把自己的东西从记者办公席搬到新闻热线值班室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屈辱。这种屈辱感压迫着我,使我有了揭发崔哲的冲动,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冲动。 那个时候,一个是锐意改革的社会新闻部主任,一个是刚刚被社会新闻部主任清除出记者队伍因此心怀怨怒的接线员,你认为人们应该相信谁? 当然,我没有揭发崔哲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除了我亲眼所见之外,我并不掌握任何关于那2万元的证据,我想,那个企业负责人也不可能为了帮助我而站出来指责崔哲。 当我讲完这个故事时,萧原沉思了一会儿,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意外的样子。这倒让我意外了,不过我没有问萧原为什么。如果我问了,而他也告诉我了,也许我会更早地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 我告诉萧原,成为一名接线员之后,我很快就从刚开始时的不适应状态中调整过来,我发明了一些在值班室里玩的游戏,并且在跟其他接线员一起玩那些游戏时找到了乐趣。当然,我从此还学会了谨小慎微,我一直告诫自己要少说话多观察。 "你的格言是"夹着尾巴做人"?"萧原问我。 "不。我的格言是"凡事不要冲动,冲动必有后果。""我说。 "我懂了,"萧原露出了一丝微笑,"说到底,你是在保护自己。" 我同意。我还有一些经验要告诉他:"如果你不能习惯于忍受那些你不喜欢的事情,在这个地方或是别的地方,你都注定是孤独的。" "孤独有什么不好?"萧原眨着眼睛,一副好奇的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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