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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但十一点四十,没人来。十二点四十,也没人。小项安慰我:“吸毒的人都不靠谱。”我不死心,站在酒店门口等着。

  阿文来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她在我对面坐下,我递给她一瓶水,很近地看着她,年轻人的样子,但低垂的直发下,双颊可怕地凹陷下去,嘴唇青紫,只有眼睛,乌黑的,非常大。她穿着廉价的淡黄色的确良套裙,腿上几乎没有任何肌肉。

  她嗓子喑哑,听起来像是呓语,不断重复某些句子。采访差不多凌晨四点才结束,司机听得睡过去了。我不想打断她,这一年多的生活,她一直没机会说,说出来也没人信。她说:“我可以这样厚颜无耻!我都觉得自己厚颜无耻……现在想起来也还是。你可以到那条街上站在那里跟别人讨价还价。不是说卖别人,卖什么,是卖自己呀!那是跟别人讨价还价卖自己!”

  她说在噩梦里,还会一次次回到那个地方——穿着从戒毒所被卖出来时的那条睡裙,天马上就要黑了,她就要开始站在那条街上,等着出卖自己。

  “你戒毒所是挽救人,还是毁灭人?”她浑身颤抖地说。

  深夜非常安静,能听到台灯“咝咝”的电流声。她说:“我也希望做一个有用的人,希望社会给我一个机会,不要把我们不当人。”

  告别时我送她到门口,问她去哪,她犹豫了一下,没直接回答,说送她来的朋友会来接她。说完顿一下,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像是有点愧意,又像是询问我对她的看法。我揽了她一下,这才知道她瘦成了什么样子。她吸毒,偷东西,但她是一个人,她受侮辱,做噩梦,受了她本不该受的罪。

  节目播后原戒毒所所长被捕。但有人说:“自从柴静去了新闻调查,节目就堕落到了去拍网站新闻的最底下一行。”意思是你们不去拍时政新闻,却去关心边缘人群,无非为了耸动,吸引眼球。

  赵铁林当年拍三陪女的时候,也被人这么说过。看到他的照片之前,我对这个题材也不关心,我知道这些女性存在,但觉得她们与我无关。

  但通过他的眼睛,我看到十六岁的阿V抱着小猫嬉乐,不顾排队等着的男子,她发高烧的时候坐在板凳上举着虚弱的头,托着腮听老嫖客讲人生道理,看着她挣了一笔钱去跟自己供养的男朋友吃饭,张开双臂兴高采烈的样子,她在月光下侧脸看我的眼神,让我感觉到她的存在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

  当年看照片时我写过:她的目光一下一下打在我的身上,让我感到疼痛的亲切来到“新闻调查”后,我下意识里寻找像阿V这样的人——那些我知道,但从没感到他们存在的人。

  我们在广西找一个被超期羁押了二十八年的人。看守所在山里,不通公路,要步行五公里。大毒日头晒着,走到一半,豪雨兜头浇下,没遮没避,腿上全是小咬留的鲜红点子。摄像的皮鞋底儿被泥粘掉丫,扛着机器斜着身子顶着鞋尖往前走。

  他叫谢洪武,父亲当年因为是地主,被斗死了,他二十多岁一直没成家,有天放牛,大喇叭里突然喊,蒋介石投反动传单啦。大队里有人说,看见他捡了一张。从此他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从调查卷宗看,除了一张一九七四年六月由当时县公安局长签发的拘留证外,无卷宗,无判决,无罪名,无期限。

  他被关了二十八年。

  我们去的时候,谢洪武已经在人大干预下,解除关押,被送到一家复员军人疗养院。关押他的囚室被拆了,长满到我膝盖的瓜蔓,漆绿的大叶子上刺手的绒毛,野气森森。地基还在,我拨开杂草,大概量了一下,一米五宽,不到两米长,刚够躺下一个人吧。这样的牢房有三个,都是关押精神病人的。我问看守所工作人员,这个牢室有窗吗?他们说大约两米高的地方有过一个窗。从这个窗看出去,是另一堵墙。

  从看守所出来之后,谢洪武获得六十多万元的国家赔偿。但他年过六十,没有亲人,村里的房子拆了盖了学校,只能在复员军人疗养院过下去,属于他的物品是一只瓷缸子。医生说刚出来时谢洪武的腰弯得像一只球,各个关节都萎缩了,他不愿意睡床上,要睡地上,“由于驼背,四肢肌肉萎缩,躺着睡不着,要坐着才能睡着”。

  他二十多年没有与外界说过话,语言能力基本丧失了,但医生说他的一部分心智是明白的——疗养院的服务项目里有洗衣服,但是他不要,他自己洗。吃完饭,病人的碗都是医院的人洗完了消毒,他总洗得干干净净才送去。采访的时候,我给他一瓶水,他小心地把一半倒进瓷缸子,把剩下一半递给我,让我喝。

  我想跟他在纸上谈谈,可他只会写“毛主席”三个字了。

  没有办法。我只能蹲在他面前,看着他。他的脸又小又皱,牙掉得没有几颗了,只有眼睛是几乎透明的淡绿色,像小孩儿一样单纯。

  他忽然拉着我的手,让我摸他的膝盖,中间是空的。

  我再摸另一个,空的。

  我吃惊地看着他。

  旁边的人说,这是当年被挖掉了。

  二十八年,他都在这个牢房里头,没有出来过,没有放风,没有书报,大便小便也在里面,他被认为是精神病,但档案里没有鉴定记录,我采访看守所所长,他说:“都说他是神经病,再说他也不喊。”

  但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不能关押,所长说:“他已经没有家人了,清理不出去。”村子里,他七十多岁的哥哥还在世,只是谢洪武当年是“管制对象”,哥哥不敢过问他的下落,认为他早死了,年年清明在村头烧把纸。

  我问所长:“他在你这儿已经关了二十多年,只有一张拘留证,你不关心吗?这个人为什么被关,为什么没放出去?”

  “如果关心他早就放回家了。”

  “为什么不关心他呢?”

  “我说了,没有那个精力,不问那个事,也是多年的事,好像他是自然而然的,怎么说,好像合法一样。以前几个所长都把他放在疯人室里,我上来还照样。我又管这么一摊子,管他们有吃有喝,不冻死、饿死。早没有想,如果想了早就处理了,有那么高境界,我们早就先进了。”

  黄昏采访完夕阳正好,谢洪武和其他的老人,都按疗养院规定在草坪上休息,工作人员拉来一批椅子,让老人们整齐地背对满天红霞坐成一排,谢洪武弯在藤椅里直视前方,看上去无动于衷,没有意愿。但我还是忍不住跟工作人员说:“能不能把他们的椅子转一下,换成另一个方向?”

  他有点莫名其妙,但还是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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