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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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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沉默在尖叫 我站在安华的家门口。院子里码放着几百只空酒瓶子,一半埋在肮脏的雪里,全是她丈夫留下的。 卧室三年没有人住了。大瓦房,窗户窄,焊着铁条,光进不来,要适应一会儿,才能看见裂了缝的水泥墙。绿色缎面的被子从出事后就没有动过,团成一团僵在床上。十几年间,这曾经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最隐秘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 她从不反抗,直到最后一次。 她刺了他二十七刀。卷宗里说,地上、墙上全是血迹。警察说,死者死的时候还被绳子捆着,“浑身是血,血肉模糊。很多杀人案件,都是一刀致命,像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多见”。他说死者眼睛挣得很大,脸上都是“难以相信”的表情。 风声让空屋子听上去像在尖叫。 在“东方时空”时,我看过法学会的一份报告,各地监狱女性暴力重犯中,杀死丈夫的比例很高,有的地方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人——男人,死了;女人,活着的都是重罪:死缓、死缓、无期、无期、无期…… 这是我心里几年没放下的事。 做完《双城的创伤》后,我有一个感觉,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 家庭是人类生活最亲密的部分,为什么会给彼此带来残酷的伤害?这是个很常规的问题。但爱伦堡说过:“石头就在那儿,我不仅要让人看见它,还要让人感觉到它。” 我想感觉到人,哪怕是血肉模糊的心。 但安华想不起杀人的瞬间了。“五年了,我也一直在想,但想不起来。”她说,四方脸上都是茫然。 她穿着蓝白相间的囚服,一只眼睛是鱼白色,是出事前几年被丈夫用酒瓶砸的,啤酒流了一脸,“瓶子砸在眼睛上爆炸了,一下就扎进去”,眼珠子好像要掉下来了。 她当时没有还手。 她被打了二十年,忍了二十年。她说不知道最后怎么会动手杀人,那二十七刀是怎么砍下去的,一片空白。“我可能是疯了。”她说的很平静。她在法庭上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护。 村子里七百多人联名请求法院对她免于处罚,死者的母亲就住在紧挨着他们卧室的房间里,八十多岁了,为她求情:“她是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呀。” 我问:“他打过您么?” 老人说:“喝醉了谁也不认,一喝酒,一喝酒就拿刀,成宿地闹。” 小豆用铁棍把丈夫打死了,打在脑袋上,就一棍,他连挡都没挡,大概根本没想到。 她被判死缓,已服刑八年,但她始终不相信他死了。 她有一张尖细的青白色的脸,眼睛微斜,一边说一边神经质地摇着头:“他不会死的。” 我愣住了:“什么?” 她说:“他还没把我杀死。我死了他才能死。我没死他怎么能死呢?所以我不相信他会死的。” 她十五岁时嫁给他,相亲的时候,他瞪着眼睛看着她:“你嫁不嫁?”她从第一眼就害怕他:“一回到家他就好像审你似的。他不允许我跟任何男人说话,和女的说话也不行,我自己的家人都不允许,老担心别人挑唆我不跟他过。他就会对我动手。” “用什么打?” “皮带,鞋底子。不听话把你绑起来,拿皮带‘溜’。” 皮带抽在光的皮肤上,噗的一声,她被吊着,扭着身子尽量让他打在背上,尽量不叫,怕别人看见羞耻。他从不打她的脸,打得很冷静,反正夜还长,噗,噗噗。 结婚八年,她从来没穿过短袖衣服,不能让别人看见身上的伤,她最怕的不是打,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晚上睡着睡着,脖子一冰,是他把刀子放在她脖子上,就这她的头发往后拉,把整个脖子露出来,她只能盯着屋顶,叫不出来,不断咽着口水,等着他会不会割下来。“要不就突然给你一瓶子药,喝吧。” “都不为具体的事情吗?”我问。 “他说你别管为什么,因为你长大了,你死吧。” 她抬起恍惚的眼睛,问我:“我长大了就该死吗?” 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动。摄像机后面有男同事,我犹豫了一下,它还是顶上来了:“在你跟他结婚的这些年里,你们的夫妻生活还是正常的吗?” “太痛了,我不想说。” “别问我这个,我心痛。” 十几个人,回答几乎一模一样。 跟我们一起去调查的陈敏是从加拿大回来的医学专家,说她接触的所有以暴制暴的妇女,“没有例外,每一个都有性虐待”。这种虐待最让人受不了的不是身体的伤害,燕青说:“他侮辱我。” 我不想问细节,只问:“用很卑鄙的方式吗?” “是。”她双眼通红。 说到这儿,她们哭,但哭的时候没有一点声音。这种无声的哭泣,是多年婚姻生活挫磨的结果,十年以后,即使想要放声大哭,也哭不出来。 “这些女人太笨了,弄一壶开水,趁他睡着,往他脸上一浇,往后准保好。”有人说。 我中学的时候,学校附近有个小混混,他个子不高,看人的眼光是从底下挑上来的。每天下晚自习的时候,他都在路口等着我,披一件棉军大衣,就在那儿,路灯底下,只要看见一团绿色,我就知道,这个人在那儿。 我只能跟同桌女生说这件事。她姓安,一头短发,说她送我回家。 “你回去。”他从灯下闪出来,对她嬉皮笑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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