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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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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送她回家。” “回去。”他换了一种声音,像刀片一样。我腿都木了。 “我要送到。”她没看他,拉着我走。 一直送到我家的坡底下,她才转身走。大坡很长,走到头,我还能听到她远远的口哨声,她是吹给我听的。 长大成人后,我还梦到这个人,跟他周旋,趁他坐在屋子里我跑了,还冷静地想,跑不过他,决定躲在大门的梁上,等着他追出去。他跑出来找我,眼看就要从门口冲出去了,但是,脚步忽然放慢了,我看到他站住了,就在我的下方,他的眼光慢慢从底下挑上来。 他马上就要看到我了,我甚至能看到,他嘴角浮现的那一缕笑。 我全身一震,醒了过来。一个没当过弱者的人,不会体会到这种恐惧。 采访的十一个杀夫女犯中,只有一位没有说杀人的原因。我去她娘家。她姐把我拉到一边,迟疑再三,对我说:“你不要问了,她不会说的……她为什么要杀他?” “因为出事那天,他赤条条的去了两个女儿的卧室。” “什么?” 她姐紧紧地扯着我衣服:“不要,不要出声。”回身只给我看卧室门上,深绿色的荷叶扣像是被撕开了,只剩一个螺丝挂着,悬在门框上。“这是那个人撞坏的,他把我……”她没说下去,如果不是这个伤口一样的荷叶扣,和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脸上惨伤羞耻的表情,我很难相信着是现实。 院子里,上百只翠绿的酒瓶子直插在深灰的脏雪里,乌黑的口森森朝上,是这个男人曾存在的证据。 这些女人结婚大都在七十年代,没受过教育,没有技能,没有出外打工的机会,像栽在水泥之中,动弹不得。安华也求助过村书记,村里解决这件事情的方式是把她丈夫捆在树上打一顿,但回家后他会变本加厉地报复,别人不敢再介入。妇联到了五点就下班了,她只能带着孩子躲在家附近的厕所里冻一夜。 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 在对家庭暴力的预防或惩戒更为成熟的国家,经验显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暴只要第一次发生时干预得当,之后都不再发生。警方可以对施暴者强制逮捕,紧急情况下法官可以依据单方申请发出紧急性保护令,禁止施暴者实施暴力或威胁实施暴力,禁止他们联络、跟踪、骚扰对方,不得接近对方或指定家族成员的住所、工作地点以及一切常去的地方,这些政策向施暴者传达的信号是:你的行为是社会不能容忍的。 但直到我们采访时,在中国,一个男人仍然可以打一个女人,用到砍她的手,用酒瓶子扎她的眼睛,用枪抵住她的后背,强暴她的姐妹,殴打她的孩子。他甚至在中人面前这样做,不会受到惩罚——只因为他是她的丈夫。 人性里从来不会只有善或恶,但是恶得不到控制,就会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尖牙啃咬着他们身体里的善,和着一口一口的酒咽下去。最后一夜,“血红的眼睛”睁开,人的脸也许在背后挣扎闪了一下,没有来得及尖叫,就在黑色的漩涡里沉下去了,暴力一瞬间反噬其身。 他们都说:“最后一天,他特别不正常。” 小豆说:“好像那天晚上不把我杀死,他决不罢休。” “你怎么感觉出来的?” “因为他看着表呢。” “这个动作怎么了?” “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在等时间。那时候我记得特清楚,四点五十,天快亮了。他说:嗯,快到五点了。他说你说吧,你自己动手还是我来动手?” “你那天晚上看他的眼睛了吗?” “我看了。他的眼睛都发直了,血红血红的,一晚上了。” 她有过一个机会逃掉,拉开门想逃到娘家去,被他用到抵着后背押了回来。她把心一横:“是不是我死了就算完了?” 他说:“你姐姐、你父母、孩子,我一块儿炸了他。” “我当时想,我一条命还不够吗?我跟他生活了八年,还不够吗?我就顺手抄起棍子打了他。”就这一下,她都不知道自己使了多大劲儿。打完之后,小豆不知道他死了:“我说怎么出血了呢?我还擦了擦。” 她擦完血,抬头看了看表,对倒在床上的人说;“真到点了,五点了。你睡吧,我上法院跟你离婚。”她就抱着孩子走了,后来,她是在法院门口被抓住的。 “你这么多年来反抗过吗?”我问她。 “没有,从来没有反抗过。这是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 燕青拿起的枪是她丈夫的,他在一家煤矿当私人保镖。 他喜欢玩枪,有次子弹没拿好,有几颗掉在地上。他捡起了一颗,上了膛,拿枪口指一指她:“我喊一二三,你捡起来。”她怀孕七八个月了,扶着肚子,半弯着,把沙发底下的子弹一粒一粒捡起来。他端着枪,对着她的背。她说:“我认为他肯定会开枪的,我觉得我马上就会听见枪响。” 他要她生个儿子,“他说他的老板没有儿子,我们钱没有他多,我们一定要有个儿子气气他。他明确地跟我说,咱们要生一个女儿就掐死她吧。我说那是畜生干的事儿。”她生了个女儿。第二天,“屋里很暗很暗,就一个小红灯泡。他说你给我五分钟的时间。他的神情很古怪”。 “什么神情?” “我说不出来,我就感觉我和孩子都完了。他冲着孩子真去了。我就拽他,我拽他,他把我一下子打一边了。我看他的手冲孩子的脖子去了,我就拿起了枪,我就给了他一枪。” 她说这种情况下,没有第二个选择。 “你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无期。” “无期的意思就是你的一辈子?” “为了我孩子,我死我也值。” 小豆的女儿今年十三岁,从她和母亲在法院门口分离之后,母女俩再也没见过。她连去一趟监狱的钱都没有。除了逮捕证上,她妈妈也没有照片,她说想不来她妈什么样子。 我蹲在她面前说:“我见过你妈妈,你长得跟她很像。” 她尖细的小脸微微笑,眼睛略有一点斜,有点害羞又高兴。 外婆拉住孩子的手递给我:“是啊,跟她一模一样。俺这孩子冤啊。手裂得,你看手冻得,这个手冻得都流血。我啥也不要求,我就要求她早点回来,管她孩子,到我死的时候能给我跟前送个灵就行了。中不?我啥也不要求。”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中不?”她们一老一小两只手都放在我手里,摇着。 我蹲在那儿,无法作答。 她的声音越来越颤抖。我突然有点害怕:“您别激动。” 语言未落,就看见她从小板凳上向后一仰。 众人乱作一团,我下意识拦住想抬她的人,在她的外衣内兜里乱翻,摸出一个小瓶,是速效救心丸,塞了五粒在她嘴里。可是她已经完全无法吞咽了,最可怕的是她的眼睛,已经一点生命气息都没有了。 那一刻我跪在冰冷的地上,扶着她僵直的身体,心想她已经死了。 天啊。 五分钟之后,她缓过来,被扶进了屋里。 她的孙女很冷静:“我姥姥经常这样的。” “发作的时候你怎么办?” “去找邻居。”十三岁的小女孩说。 死去的男人,失去自由的女人,留下的就是这样的老老少少。寒冬腊月,连一块烧的煤都没有,没有钱买。老人病了就躺在床上熬着,孩子们连院门都不出,不愿意见人。我们能做的,只是去监狱拍摄时,让孩子去见妈妈一面。 找了很久才找到安华的儿子,他十九岁,终日不回家,也不说自己吃睡在什么地方,零下二十多度,没有外套,穿一个袖口脱线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毛衣,坐在台阶上,头发蓬乱,恍恍惚惚。 “你为什么不回家?”我问。 “回家想俺妈,你让俺妈回来吧。” 又是这句话。 我带他们去了探视室。两个孩子看见穿着囚服的妈,老远就哭了,一边走一边像娃娃一样仰着脸喊“妈,妈”。 女警过来敲一敲玻璃:“坐下,拿起电话说。” 女儿说:“妈,妈,我们听你话,你早点回来啊。” “我知道,我知道你哥哥挺内向,什么事也不敢说,不敢做的。” 儿子把头扎在胳膊里,哭得抬不起头,女儿对者电话喊:“妈,他说天天想你,他整夜睡不着觉,他说俺出去找你去,他说去找你,他说他想你。” 妈妈把手往玻璃上拍:“傻孩子啊,你上哪儿找妈妈啊?我知道妈妈需要你,你也需要妈妈。” 儿子把头磕在玻璃上:“妈,你不要哭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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