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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


  一处是把解说词里原来写他是“最权威的农业问题专家之一”拿掉了。还有一句话,“经济学家周其仁也无法解释这个疑问,直到采访陈锡文,我们才发现这当中埋藏着一个巨大的历史秘密”,也拿掉了。

  他把场记也发回来了,场记是我们全部的采访记录,速记仓促中打了不少错別字。我让他看的几千字正式稿件已经核对过了,这些场记只是个纪念,他也知道。但这八万字里,所有错误的字,他都用红笔一个一个改过来了。

  节目里,陈锡文说:“几亿人要转为城市居民,这个过程你是迟早要来,这种城市化,能带来多大的投资,造成多大的消费市场,不可估量,潜力极大,但问题是,现在才只有一半人进城,地就成了这样,污染成了这样,以后怎么办?不认真考虑,很难说这件事是祸是福。中国经济如果出问题,一定是农村经济出问题,中国未来一个大的坎就是几亿人进城,就看这个坎能不能过得去。”播出时,我妈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敢说啊,听得我都心惊肉跳。”

  美国有一个得普利策奖的华人记者,叫刘香成。作为曾在美联社、《时代》周刊任职的记者,他拍了四十年的中国,被认为是反映中国政治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他说:“其实我从来不拍政治,我只拍普通人,只不过普通人的生活反映出了政治。”

  我后来琢磨,这期节目中,陈锡文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这样。他不从意识形态或者某一概念出发,也不刻意站在它的对立面,说出事实时无所顾忌,也不故作惊人之语。他只是关心普通人的生活,他要解决这些生活中的具体矛盾。矛盾解决的方式,自然指出要走过什么样的路。

  审片时,我跟袁总谈:“我在这个片子里学到不能用道德眼光看待经济问题。”

  他一笑,说:“不能用道德眼光看任何问题。”

  在广东调査违法批地时,我问镇里的书记:“您觉得一个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让自己地方的群众过得比以前好,这是我最大的目的。”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发展经济的结果,是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保障,没有就业的机会,生活水平比以前下降,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个……水平下降?你现在这样提出来,我这个还要去调查,到底是下降了什么?下降了多少?”

  “您辖区内这些人这几年到底靠什么生活的,您不清楚吗?”

  “一般都是靠自己的一些,打工这样的性质去(挣钱)。”

  “您觉得这样对农民负责任吗?”

  他往后一靠,一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通常人在沉默的压力下都会说些什么,但这次他打定了主意不发一言,等待着采访的结束。

  结尾时,我录了一段串场:“陈锡文说,中国的土地问题一定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坎。这个坎过去了,就能带来对中国经济不可估量的推动,过不去,所有的国民都要付出代价。而能不能越过这个坎,关键就在于有没有科学、民主、公平、公正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征地制度的改革,不仅仅是在为九亿农民争取他们手中应有的权益,也是在为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寻找公平有序的未来。”

  播出后,有位观众给我留言:“你为什么要选一个特别唯美的秋天树林边,一个光线很漂亮的地方录这个结尾串场呢?这样的话,应该在裸露的土地前录才对。”

  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不必有任何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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