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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胖阿姨问我：“橙子，你打的是长途？” 　　 　　我努力点着头，把嘴唇咬得生疼。 　　 　　她笑一笑：“小姑娘外地还有朋友呀，老不简单呢！电话机的长途锁没打开，来，我来开锁。” 　　 　　第一次听到了方子牙的声音。他仿佛用被子捂着嘴巴，声音含糊：“谁？怎么？” 　　 　　“谁？怎么？”这是方子牙接起电话张口就来的话语。无论对方是亲人、朋友或者情人。 　　 　　然而对于首次拨通他电话的我来说，这已经是最最真挚最最厚道的表达了。我必须简明扼要地说完我要说的，我的口袋里只有43块钱。离家出走，再不回头，我只有这43块钱。我还要坐上某种交通工具，我走不动也走不远，我穿的是皮鞋。猪皮做的一双鞋，红色的，大圆头，鞋底很厚。 　　 　　我说：“我是橙子，我口袋里只有43块钱。我要坐什么交通工具才能到你的城市，43块钱能坐上那种交通工具吗？” 　　 　　他的声音一下脆亮起来，像早起的一只小黄鹂：“橙子，你坐火车到S城，大概只要38块钱。我现在呢，也马上从A城赶到S城去。这样的话，我们晚上就能在S城碰面了。” 　　 　　“你不是在A城吗？我要去A城。” 　　 　　“你的钱不够呀，而且那么远，我怎么放得下心？我们先在S城见面，我再带你回A城。好吗？你到了A城，就给我打电话。我的呼机号码你背得下来吗？12……” 　　 　　“我记得，我记得很清楚。那我去买票了……我是说，我真的就来了……” 　　 　　“来吧，我的未来女作家。”他狠狠地说了这样三个字——女作家。 　　 　　我颤抖了一下，如同他把我塞进了冰库。 　　 　　胖阿姨收了我1块钱，她半眯着眼睛：“橙子，你要去旅行吗？一个人？” 　　 　　我打量着柜台里手掌大小的圆镜子，我问她：“这个怎么卖？” 　　 　　“2块。” 　　 　　“2块？” 　　 　　“2块。” 　　 　　“胖阿姨，我要买它。” 　　 　　我把镜子塞进口袋，它和钢笔接触发出了“哐哐”的响声。 　　 　　我说：“胖阿姨，我得走了。” 　　 　　“橙子，你要去旅行吗？一个人？”她又问。 　　 　　我全然觉得没隐瞒的必要了，早早晚晚的，所有人都会知道我离开的消息。 　　 　　“是的。我要和我男朋友一起生活。”我把“生活”两个字加上了重音，听上去就像“剩货”。 　　 　　我走了几步，她拉住我，从背后拿出一个塑料袋。什么都不说，她什么也不说。她捏了下我的鼻子，笑了那么一笑。妩媚得很，活泼甚至生动。打开那袋子，我看到了矿泉水和面包。 　　 　　我摆着手：“我走了，胖阿姨。”本来我要说些“日后涌泉相报”的话，终归还是吞回了肚子。我问她要了梳子，用皮筋把头发盘成一个圆髻。我又摆了摆手，她说：“不错，很漂亮。橙子，你会幸福的。” 　　 　　同学们都来上课了，他们面朝着学校的方向，前进前进。我的屁股朝着学校的方向，我也前进前进。查老师骑着自行车，他在我身边停下来。 　　 　　“橙子，你干什么？” 　　 　　“书包忘在家里了。” 　　 　　“我送你回家，拿了书包咱们再一起去学校吧。” 　　 　　“不了不了，查老师，我跑得很快，快极了。我一定不迟到的……”我拼命跑着，猪皮鞋子那么沉重，地心引力那么可恶，而路，竟然那么长远。 　　 　　 　　售票员的嘴唇涂成猩红色，油腻的一张大饼脸，两边的雀斑就是刚洒上的芝麻。 　　她说：“去S城，76块，8点半。” 　　 　　“不是38块吗？” 　　 　　“你是学生吗？” 　　 　　“是啊是啊！” 　　 　　“学生证呢？” 　　 　　“没带……” 　　 　　站在我身后的那排队伍挺长的，挨着我后背的是个穿军装的中年男人。他拍了下我的肩膀，示意我走到他身后去。我不肯动，他把半个身体从我左侧探过去，对售票员说：“同志，麻烦你了，我要两张火车票……” 　　 　　票，火车票。 　　 　　我很自觉地退出了队伍，又不甘心地排到了最后。手里捏着的钱皱成了一团。我把它们摊开，团紧，摊开再团紧。我没单独出过门，也没坐过火车。母亲不喜欢火车。她和父亲带了我去过一次首都北京，坐的是飞机，在我5岁的时候。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坐飞机的感觉，母亲说我在机舱里东张西望，又哭又闹，她恨不得把我扔回地面。 　　 　　也许是我不喜欢漂浮的感觉。所有的交通工具中，我只喜欢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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