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有一种生活让我悲伤
作者：傅 菲
1991年始，我离开乡村，借居在县城一个内部招待所。那是一栋四层楼的铅灰色建筑，后院有一个园圃，耸立着柏桦和梧桐，铺展着月季和野麦草。
招待所经年置身于自身的阴暗之中，过道和楼道即使在晴朗的夏天，也亮着昏沉沉的灯，晕黄，柔弱，使阴暗蒙了一层神秘的薄纱。阴暗与楼房的高度和宽敞度是无关的(楼房的前后左右都有大门，房间设了标准的大格窗)，阴暗源于楼房的结构——对衬式，两边是房间，中间是过道，拒绝了光线的穿透。
我的蜗室在四楼，打开窗就有柏桦的翠枝伸进来，像个鸟巢，让我获得了眺望的姿态。不远处是茫茫信扛，掏沙船，机帆船，乌蓬船，缀饰眼窗。临窗摆一张书桌，两边各铺了架子床，进门是一个杂物架。这是我的第一个驿站。
它虽然简陋，却给了我遮风避雨的安身之所，寄存着对未来渺茫无知的希望。我曾经在这个县城读书(师范)，对每座山冈每条街道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自己出生的村庄。我最初的简单的生活梦想，就是逃离闭塞的乡村，在县城有一间房，安心写作。
我的满足和兴奋非常质朴。
而这样的幸福是短暂的。像一辆星光下的马车，匆匆消遁。
我对蜗室的怀念却无比深沉。它楼道的尘埃，悬浮着我那几年焦灼不安的脚步声。阴暗延绵了楼道的长度。招待所只有一名管理员，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妇女，终年憔悴的样子，走路蹒跚，大家叫她李师母（十年后，她因为法轮功离家出走不知所终）。招待所是作干部培训用的，常年荒废，扶栏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壁顶挂满蜘蛛网，霉变和颓败的气息弥漫了每一角落。
走动的时候，我就会听见整栋楼有缓慢、沉重的回音仿佛在说，一个遗弃的、近乎于死亡的居所，它的寂静和阴沉，不可能被一个孤独的人打破。
我上班的单位是一个艺术团体组织，只有一间办公室，设的县委大院一楼，与卫生间正对门。我们通常关着门办公，给人一种可有可无的感觉。
对在一个办公室相处了两年的人，我有必要作简单的描写。领导是一个五十开外的人，为人谦和慈祥，有长者之风，高个儿，清瘦，烟瘾特别大，喝酽酽的浓茶，一口牙黑黑的，满口婺口音。他写剧本出生（但我没看过他的剧本）。另一个剧团团长，剃个平头，鬃边微白，个子儿偏矮，结实而灵活。我知道他出演过角色是某电视剧里的汉奸保长，作为群众演员，画画上闪过几秒钟的镜头，已经算够长的啦。还有一个省内较出名的诗人，写乡土诗，一头浓密的头发，有时疏于洁洗的原因，他的头上总有许多雪花（头皮屑）。他是个外表懦弱而内心尖锐刚毅的人。
关于这位诗人的故事不胜其多，有一则是这样的：隔壁办公室新进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诗人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为什么告诉你？你是谁呀？！”我是谁？！你看《XXX报》么？”“看报纸跟你有什么关系？”“报纸经常发表我的诗呀！”我从来不看诗的，有诗的地方我就翻过去。
这些故事在圈内圈外广为流传。我相信这样的故事是一种调侃的捏造。我的诗歌写作师从于他。在我狂热的学生时代，他经常开诗歌讲座，激情四溢，唾沫飞溅。作为一个虔诚的追随者，我日后成为一个诗人，是意料之中的。
早上八点，我把办室的开水瓶灌满，整理完资料性的报纸，把一地的烟头扫干净，向清洗过的四只茶缸上热水，我一天的工和就算完成了。抽烟、唱茶吹牛、看报纸就是一天的生活。
当初离开颖村县城抱有的兴奋念头，随着对工作的深入和了解，渐渐消失，我已经产生失望、沮丧情绪并滋生深深的恐惧。我的未来——是他们现在的状态还是别样的选择？
办公室的窗口囊括了后院的全景。那是一个花园，水杉与松树竞争探入高处，一整个下午发呆。
那是一种焦灼茫然无措的状态。我眼前的脸孔是虚拟的，他们仿佛是阳光斜影下的一堆灰烬。他们生活在触手可摸的等待之中，等待，一个多么美好的词正张开吸盘一步步地向我们吞噬。等待是一只乌賊，四肢有足的麻醉液。
我不想这样沉沦与腐烂。我可以草芥一样卑微地散落大地，但不能忍受毫无意义的衰老，琐碎，盲目，听命于没质量的生活。
机关食堂在后院的一个低洼处，是一栋石砖垒的红瓦房。
食堂，是胃的仓库是粮食的消化器官。深入它油烟味弥漫的内部，你会发现平底锅，竹蔑蒸笼，煤泥，油迹斑斑的饭菜票，蓝布围裙。
一手拿碗一手提开水瓶的人，一般是刚进关的。也有年长的——大半辈子还没混上科室主任，是被人所鄙视的。
我们稀稀拉拉地围一张大圆桌吃饭菜一般是炒豆干，煎辣椒，红烧肉，炒矮脚白菜，炖萝卜。“天天吃狗肉，喝酒，胃受不了，吃吃食堂，换换口味。”说这话的人是县委办的一个小秘书。他二十出头，一手材料功夫了得，被县里称为最有前途的年轻人（几年后，我在报上看以他被判有期徒刑的消息，很痛心，当了一届反贪局长，贪污了近百万）。“你幸福啊。我吃食堂吃怕了，一年到头就那么几个菜。”宗教局的小李见人就抱怨菜里没油水，胃刮得咕咕叫。
食堂是县里小道消息传播最快的地方。沉稳持重的人就买好饭，端回办公室吃，一边吃一边看报纸。报纸看烂了，就找错别字。
做菜的师傅有五六个，只有两个我记忆深刻。一个是微胖的中年妇女(像一个冷馒头)，她信基督，开饭前要祷告几秒钟。她穿着素洁，围一条蓝卡机布围裙，一口白牙，脸上挂着开怀善良的笑容。我喜欢排她的窗口。别的师傅拿起菜勺，满满地打一勺，手又痉挛似的抖落几下，菜就剩了一半。而她不会。还有一个是在轮椅上生活的人，姓熊，下肢瘫痪，是食堂管理员，兼卖饭菜票。他头大脸短，说话有点结舌，问我，“你怎么经常吃饭没钱？”“我工资全部交给家里，家里负担很重。”他便不再作声，不要我写任何字据，就把饭菜票给了我。可能至今，他还不知道我的名字。
那几年，我全靠微薄的稿酬为生，一个月只有几篇小稿见报，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我盼望县里召开经济工作之类的大会。倒不是我关心全县大事，而是每逢大会，食堂就大摆丰盛的工作餐。我们几个无处觅食的人，就找熟人，收集尽可能多的餐票，可以饕餮几天。我们每餐先把菜干完，然后汤伴饭，吃得满嘴流油。
从十二岁开始，我的全部营养来自于食堂。豆芽、土豆、洋葱、豆腐、南瓜、酸萝卜、腌菜，是我内体的主要组成元素。而多年大量进食味精、酱油、杂油，让我至今患有严重的偏食症。
从蜗室到办公室是一条主街道，像巨大的橱窗长廊，展出精萃的奢华——古典的庭院式星级宾馆，银装的电信大楼，知名品牌服装专卖店……。而陈旧的影剧院和低矮破烂的图书馆，使整条街失去了协调一致的美学。
我每天心事重重其实是若无所事地去办公室，两边的街树与街心花园，我从没有欣赏过。芙蓉花开，一年的秋天又到了，漫长的煎熬中的生活，竟然也飞逝一般。
因为没有别的去处，我每天吃过晚饭就去街上散步，沿林荫道，往郊外走。我仿佛在一个喧哗的剧场，演独幕的哑剧。商铺的灯光是背景，夜色是帷幕，来来往往的人群是陌生的观众。这样规律性的散步让我觉得自己是—个老人，脸上不经意间多了一伤安详，沉着。
在中街公共汽车站——由一个雨蓬和一道围栏组成，我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看公共汽车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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