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整理碎片：思考的一种方式
作者：杨剑敏
普通人就是这样战胜天才的。
一个以语言为生的人怎么会常常感到失语的尴尬？目前我就处在这种状态中。有很多东西要写，它们在我胸中汹涌奔突，而我却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去打开它们的闸，就像一个面对恋人而嗫嚅无言的可怜虫，在无穷的可能性面前却感到选择的极度艰难。
文学史或哲学史：气种惊人的尝试!我们真能用几句话将一个人毕生的作品或思想概括出来么?这样做是十分危险的。一个依靠读文学史或哲学史来了解文学或哲学的人会带着一肚子歪曲的理解而向别人吹嘘。当人们没有太多的空闲时间来阅读原作时，人们会认为文学或哲学就是这个样子的。于是，现状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地图取代了大地，档案取代了人生，书评取代了文学，诡辩取代了哲学。
突然之间，思想者变得流行起来了。这是否意味着人们的确需要思想了呢?看看他们思想的内容，就不难明白：人们需要的其实只是思想者的姿态，而且与那著名的雕塑不同，是穿着衣服的思想姿态。
不过，连思想者都能流行起来，这世界的确有些不同以往了。
一个人越成熟，就越不愿意和别人对话。他的思想如同一只熟透的果子，任何外力(哪怕是轻微的外力)都足以使他受到伤害，流出甜蜜而致命的汁液。他会散发出自己浓郁的芳香，你可以呼吸他的气息，但切勿去打扰他的孤独。他宁愿在寂静中等待自身的腐烂，假如他不是被风干的话。
收获!人类的最人谎言。果实的成熟与人何干?仅仅因为人要吃它，它那宁静的丰饶时刻就成了人们强加的意义?但我要说，果实并不是为人而成熟的，假如它有语言，每一只果子都会无数次地宣称这一点。这么强大的声音足以使人感到极度羞愧，因为人不侵犯别的生命就无法生存，他们为此撒了许多美丽的谎。
我要说，在人中间也存在着这种情况：许多的果实——艺术家、思想家之类——在完成着自己。他们走向成熟是因为内心的需要，但最终他们都成了整个社会的财富。整个社会一同参加那种成熟的狂喜，尽管社会没有为此付出丝毫的努力。平庸的人们就这样完成了对巨人的吞食并得以继续生存。
时至今日，我越来越理解隐居者的真正意图了。他们并非全都不喜欢功名利禄，但他们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极为重视个人的感受，并且拒绝认为周围的人有权要求他们、支配他们、烦扰他们、质责他们，他们是自已的君主，他们一个人构成一个王国，他们不能融人别人的世界。为此，他们宁愿抛弃一切，选择那漫长而寂寞的孤独。隐居与其说是一种理想，不如说是一种气质。隐居者不可能与别人合作，他们的才华和智慧(这些人往往都极具才华和智慧)自生自灭，无法纳入历史的进程。这就是世人对隐居者既仰慕又惋惜的原因。然而，他们自己却绝不后悔。他们自己决定了自己的一生，尽管这一生可能失之平淡，但他们没有被别人所左右，这就足以傲视苍生了。
对灾祸的预感往往是准确的，对幸运的预感则总是错误的。当我们活到一定的岁数，我们就会逐渐相信：这世界有着某种神秘的倾向，否则你就很难解释命运的戏剧性——同一个人总是遭受同样的不幸，犯同样的错误，上同样的当，在关键时刻做出同样愚蠢的选择。你不能说这个人不聪明，因为他的确毕业于高等院校，事业上也颇有建树，甚至还担任一定的职务，他的收入并不比大多数人低，他的性格也决不让大多数人讨厌，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敌人。总之，他完全有理由像周围的那些庸人一样获得想要的东西：儿子、房子和平静的生活，也就是说，世俗眼中的幸福。但他就是得不到它们。有什么在阻碍着他。你不能不说：这就是命运。我见过这样的人。他们为数不少。他们一直在期盼那些很普通的东西。他们还没有得到。不过，这些人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他们还在想着：在新的一年中，也许会有所改观，也许会时来运转。他们就这样用并不是奢望的现实之梦支撑着自己，默默地承受着不足挂齿的然而又是巨大的痛苦，普通人的痛苦。这是梅特林克所说的“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在我看来，这可能比一次战争的失败或一次金融的崩溃更加惊心动魄，因为，普通人的痛苦不但没有人能够分担，甚至也没有人能够(并且愿意)理解。
办公室适合于高声喧哗和低声耳语。那得视情形而写。在一屋子热闹的人群中，你排闼而人，带着外面雨水的味道和孤寂的气息：几乎是在同时，人们安静下来，一种热烈被一种清冷所驱散，如同一间在严寒的冬季打开窗户的暖气室。很快，人群的退却就像水渗入沙地。你马上就发现，办公室绝对不是狂欢俱乐部，尽管有时看上去像那样。你发现，实际上秘密无时不在，即便有众多灿烂的笑容也不能掩盖这一点。耳语开始此起彼伏，令人迷惑：你已经不再打算介入秘密，因为一旦洞悉了秘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办公室里的一切话语就都拥有了某种意味，而你则变成一位琢磨字里行间含义的卑微者。的确，办公室适合于高声喧哗和低声耳语，它们的变换是如此的迅速，以致于局外人总认为办公室是一处神秘的地方。这是人们奔向办公室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那儿，秘密正在不断滋生，而你却令人焦急地仍然置身度外。
阅读一本书。在宏大的声音中，在那种自以为是的断然的言辞中阅读；在会场上，众多的人群围绕着，空气中浮动着烟雾和女人可疑的香气，有一个人在用毫不犹豫的语气演说，人们以疲倦的姿态聆听(实际上什么也没听见)，而我在阅读一本书：庞培的《低语》——关于梦、写作，关于散步和孤寂，关于爱以及由此而来的敏感。我的阅读有时中断，但仍在持续。这是一本适合于中断的(但不是此种中断)、也适合于持续阅读的书。然而我感到累，一种过多地令我心灵颤动的累，一种激动过后；(随即再度被激动)的平静。我必须说：现在还有这样的书，真好。我想不出更为有力的赞叹，因为这是一本温和的书，一本适合于温和的人阅读的书。这样一种阅读促使我同时成为写作者：太多的思绪涌来，对于我这样一个温和而敏感的人是一种负担。我的思绪常常被宏大的声音打断，我的写作也变得断断续续。但是阅读，以及随之而来的写作，使我如同书中所说的那样：我只是有点(或越来越)惊恐，但不害怕。
促使你写作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今天，来自电话里的一位陌生人的夸赞令我十分惭愧，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的作品实在太少了，为了不让那些喜爱我的人(这类人非常稀少，因而非常珍贵》失望，我有责任加紧写作。但紧接着我意识到，仅仅一个电话就使我又一次偏离了写作的真正目的。作家不是演员，他不应该为了读者的好恶而写作。理论上如此，而事实上却没有一个作家能忽视外在的因素。作家同样具有表演的潜意识，甚至连那些声称只知道埋头写作的人也是在作一种表演。一声赞许会使那长期处在寂寞之中的人激动不已。他所有的寂寞(并导致一种巨大的怨恨)之中铸就的信念都会在这一声廉价的赞许中轰然坍塌。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再认为自己的写作是孤独的，是只与自己有关的。他会责备自己：孤芳自赏是不应该的，毕竟，还是有人能够欣赏你的嘛。此时此刻，一位作家将发现自己所有的那种原教旨主义般的写作信念都显得十分可笑——你是不可能在一个赞美你的人面前摆出生硬和决绝的姿态的。一旦你的态度软化下来，答应读者的要求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可以这么说，成功的写作诞生于读者的赞美，而真正的写作之敌同样也是赞美。
生存的忧患、世事的艰难使得死亡在某种意义上变得不那么可怕了。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死亡——与生命的彻底隔绝——被称为安乐时，世界的黑暗也就可想而知。杰克·伦敦疯狂地讴歌生命，而自杀的也恰恰是他，与此相仿者的名单还可以举出一长串来。有意思的是，往往最热爱生命的人也最容易厌弃生命；在这里，生命被看作是一种应当十分完美的事物，当它变得残缺丑陋不堪忍受时，就必须毫不犹豫地结束它。生命成了相对孤立的东西，它不再是生物现象，而是哲学和艺术的概念。这生命诞生的一切：家庭、社会和国家，居住地、粮食和财产，这一切注定有着巨大缺陷的东西，越来越不能令人忍受了。生命，它注定要被不完美的一切所折磨和摧残。而许多人——通常是优秀的人——则拒绝接受这种状况。他们认为：生命是一种美学，因而死亡也是一种美学。无法选择生命的美学，就选择死亡的美学。对他们来说，生命的美，并不介意于物质的贫乏、境遇的艰险或心灵的痛苦，它可以是茫茫雪原上与一匹饿狼的搏斗，可以是汹涌大海中对一位恶魔船长的反抗，也可是宫廷或庄园里对一位美丽贵妇人的不可企及的爱情，甚至也可以是深山古寺中青灯黄卷的隐遁……关键在于，必须有一种对于生命的感动。对生命的感动是让生命延续下去的惟一理由。生命的感动一旦消失，死亡的美学便粉墨登场了：他们将用自身非同寻常的一死，来博取世人心灵又一次震撼，以此向这黑暗麻木的世界发出最后的抗议。遗憾的是，死亡的美学所唤起的强烈感情是极不可靠的，它的消失和它的突如其来一样迅速。一次精心设计的死亡也许只能让人们思索半个小时，过后就一切如故。而且，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死亡的美学根本无法理解，他们不是嗤之以鼻，就是不愿多想。甚至，一些人认定生命中的痛苦完全可以避免，这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有能力”，并且“潇洒”。他们只需要享乐，而不需要感动。因此，死亡的美学在某种意义上纯属徒劳，除了实施者自己的生命，它什么也不能改变。而这恰恰是一个人选择死亡的理由——这世界已经完全没有了感动。在此，一个巨大的悖论诞生了：假如世界还有可以感动的东西，那么以死亡来感动世人就毫无必要；假如世界已经没有了感动，那么以死亡来感动世人又根本不可能。多余的，仅仅是死亡者的悲哀。
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位白化病父亲骑车带着他的白化病儿子。同样焦黄的头发，同样在阳光下挤眨的眼睛，同样呲牙咧嘴的表情。父子俩相像得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可以说是一种滑稽，也可以说是一种悲痛。假如我只有十八岁，无忧无虑，愤世嫉俗，我会选择“滑稽”；但我现在三十六岁，我的孩子刚刚正在幼儿园中并不轻松地成长，于是我选择了“悲痛”。
没有人敢于写出自己所想的一切。他们总有需要回避和忌讳的，例如有孩子的人会自觉减少作品中的性描写；而稍有地位的人则不再愤怒地批判政治。在写作者的潜意识中，他们仍将文字当作一种拥有神秘力量的、类似符咒的武器。他假定写下的一切都将作用于自身：过多的性描写将使孩子们 (尤其是女儿们)堕入淫欲的泥潭；对政治的批判则必然动摇自身存在的理由。卡夫卡临终前要烧毁所有的作品，我想，那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总是在诋毁父亲的形象。这样的文字留存于世使他极度不安。甚至，他总在逃避婚姻实际上肯定是为了避免成为父亲，这是他赋予自己那些可怕的文字些许合理性的方法之一。没有一个写作者能成为“问心无愧”的人，他为自己的文字付出代价：伟大的作家为背叛亲人和朋友甚至信仰而内疚，平庸的作家则选择背叛自己。一个人一旦开始写作，就开始了背叛，这是文字的宿命。
眺望窗外已被赋予非同寻常的意义。事实上：，这个人已经很少眺望窗外了，大多数时候，他忘记了窗子的存在，而只是盯着电脑上的Windows(另一种窗子，虚拟的窗子，其目的的在于混淆许多真实的东西，并且它成功了)。这个人并没有得到任何东西，除了损坏的视力、日渐伛偻的身躯和显然不如以前的健康。他迷恋于此以至窗子外的变幻不能令他激动或愤怒：他视而不见。他获得平静，一种并非预期的平静，一种其实是由厌倦引起的平静，它的学名是“冷漠”。不过现在这个人试图从电脑前离开，重新获得激动或愤怒的权力。他注意到窗子，它已经不如从前了：窗外的田野变成了厂房和医院，尽管很嘈杂，但人们需要这些东西。他很失望，并把这归咎于自己不应有的忽视和未能及时地于预。但他心里很清楚：他的干预不起任何作用，甚至只能成为笑柄。他忽然明白，自己在电脑前获得的强大其实是不堪一击的。这就是虚拟的Windows和真实的窗子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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