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一些关于写作的话
作者：陈蔚文
接触写作前，我并没把写作立为终身大志，直到上班后也没这么想。1991年秋天，上班几个月的新鲜劲过去后，坐在省群众艺术馆“少儿美术部”的办公室里，茫然笼罩着我。办公桌在二楼，窗口望出去，看得见灰色屋顶和飘拂的枝条，这个位置为我每天长时间发呆提供了便利。发呆外，我成天看一本厚厚的《冰心作品选》，冰心作品中那种温柔的愁绪、欲说还休的情韵很符合我当时的心境。我胡乱在纸上涂抹了些日记似的强说愁的文字，说不上抵抗，只是无聊的排遣。那时家里为我找了一位有一定造诣名气的国画家为师，他每天抽出宝贵的几个钟头指导我画速写，有时甚至亲自上我家去，我家住五楼，国画家的体形也绝不轻盈。这就使事情变得更为沉重，可怕的是国画家为了训练我出手的快和准，要我每天清早上菜场画速写，真令人绝望!我的性情正是落落大方的反义词，何况要拿着画夹站在川流不息的买早菜的人群中捕捉速写对象 (且不能总是同性或老年人)，当众展示因紧张而发抖的速写手艺!腥臭的鱼虾气味，污烂的菜叶泥泞，小贩和穿工商制服的中年男人……痛苦的一个夏天。我对每晚的睡眠感到恐惧，因为睡眠那头是被强迫的又一次开端。
找一件可以替代画画的正经事成了当务之急。纸笔是当时最易抓到的一根绳索，并且安全。东西在发出来前，一直是你能守住的秘密。就算刊出来署的是你的名，但好像又和你没什么关系了，那个印在刊物上的人经过文字的修饰掩护，很难说究竟是谁，有隐秘的欢喜。
然而，仅靠报纸副刊的若干小文要建构起一个前途仍然渺茫。次年我考上了北京一所文化院校，脱产读书要单位同意。我诚实地写了工龄，单位经办人却在工龄问题上卡住了我，他不同意在表上盖章。北京最终没去成，我失望得要死。不久后停薪留职去广西北海呆了半年。
很难说，去成了北京我还会否继续写作，或者，会干些别的。只要是比群艺馆更热闹些，更有兴味些的生活，我或许不会再写。现实却是，我没找到更有兴味的生活，哪怕是建设中的北海的纷乱繁奢，只映照出更无聊的空虚。从北海回来，我进了报刊社。95年初，我幸运地和陈村并获了一个由江苏文艺出版社等单位联办的全国精短小品赛事的特等奖。那篇东西回头看实在令人脸红，但使人有了盲目的自信。因为这点盲目，事情持续到了今天。
散文是多情又无情的一种文体，易把人身上的“小我”或破绽暴露(放大)出来。以前的“体制散文”，爱往大而空的境界上靠，粉饰自我和他人。现在的“性情写作”恰相反，解构了题材的庄重体面，不怕露怯，贡献私生活，写起来自由多了，不用绷着，装崇高，但易引发不同程度的妄想症——写作者把一些本不属于自己的风格、情感特征附加到自己头上，扮成目前时尚的风格类型(投入者会信以为真，人戏合一)。有时在网上看些散文或翻一本杂志，多数叙述基调如此雷同，不禁使我害怕：我想如果我写这么篇东西，恐怕也不会有更新的突破，起头，收尾……，对细节的过分迷恋与自我陶醉，摆脱不掉的熟悉气味，继而引发我对整个写作这件事意义的怀疑。我们坐在电脑前，手脑并用，冒着近视、颈椎炎与腰间盘突出的风险，为的就是生产出这些东西?这些一篇与一百篇差别甚微的东西?
从形式看，散文热闹多了，多了不少新概念之称。散文越来越像一场竞技或才华的比武。词语成为暗器，打磨得发亮才肯出手，全文从首句便担负了缰绳索套的使命——最好一下把人套牢，心内暗赞，这人!真他妈的有才华!
“才华”，似乎是目前散文所最倚重的质素之一，在写一件事前，怎么露一手才华比怎么说出这件事本身更影响我们的写作过程。就如格致在《荆棘之舞》中说的，“我的文字一直遵循隐和曲的原则，喜欢把一句平淡的话通过一些技巧变得不平淡。我在这纯粹的文字游戏里丝毫不觉得累。弯绕得越急陡，角度调得越离谱，越觉得自己有才华……”。张锐锋也说，“对于文学来说，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假如没有技术，一切都谈不上”。没错，他们都是技巧与细节的迷恋者，追求文字的过度晶化。因为这样，散文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哪怕在最朴素的场景叙述中，也藏着蠢蠢欲动的关于才华的虚荣与野心。
而他们，无疑是有才华的，不仅有，而且过剩。他们开辟了散文的另一种气象，以规模宏大和多主题的文本使散文进入到一个新空间。但老实说，有时他们对于细节的铺张与不厌其烦，甚至使我感到有些厌烦。像包装太多的礼物，尽管包装纸华丽发光，但我更想知道的是礼物本身，可它们迟迟不露面，快要耗尽人的最后耐心。当然，这个过程或许正是格致们所追求的，包装纸有时即是礼物的一部分或本身。作为一个作者，我看到自己近似的倾向，作为一个读者，我不认同甚至反感这样。
“以梦为马”的写作姿态很纯粹，可梦过于漫漶，会陷入一片泽国。生活里并非一切都充满寓意和光泽，真正的现实往往粗砺疲乏。对大多读者来说，我为什么要关心你那些细微繁复的人生经验?也许是年龄的变化，散文对我的意义不再是虚构与修辞，而是与生命的贴合程度。越近越好。最好像颗简短有力的子弹。
饱满，还是虚空；宽宥，还是刻薄；絮叨，还是简炼；新鲜，还是陈朽；辽远，还是逼仄……散文折射着人的内心质地。
有两种散文作者我喜欢，一种是历经沧海桑田，气象开阔的——“他从阴影处走过来而几乎没有阴影的气息，饱满，有静气”，这样的写作者不狭隘，不拘泥小我，细小的一件事写来也意味深长，布阵出广义生命的内在景象。这类作品我喜欢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庞余亮的《半个父亲在疼》等。
苏轼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简单的一句话，需要捐血为墨，用一生实践。
另一种是灵魂闪烁着异光的，比如顾城，他写鸡：“鸡的世界与人无异，只是少点文化，不相混杂。小鸡无知多动，母鸡琐碎，公鸡尴尬虚荣，与人一样，等级森严。一代代鸡如此相似，真像百年孤独，只是有的在暮春忽然透出清净的玉色，把人看呆了，每一代都有这个瞬间，优雅，平静，淡红的冠上有火焰……”——我迷恋这种对人世过份的敏感。一个在孤岛上养鸡的男人，能在鸡粪味外写出这样洁净的忧伤，昭示了文学带给天生写作者(他们为上天所选中，不像我这样出于后天机缘)的注定宿命超脱于旁人的灵性，还有与之相伴的庞杂的痛苦。
有限的经历以及提炼思考能力的局限使散文写作变得越来越捉襟见肘。2000年，我开始写小说。
我对小说很少有完整的构思，总是些模糊的片断闯进来，这些片断最终会把小说带向哪里，我不知道。“胸有丘壑”的写作状态是我极少体验的。我总是写得吭吭哧哧，时断时续，在小说里摸索着过河。
写小说《悬念》(原载《上海文学》，收录《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03年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仅仅只因为“失踪”这个词。长期以来，我对这个词充满兴趣，相关事件总让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写时，我想或许发不出来，不过我还是想写完它。因为它代表了小说对我的一种意义，一种悲观与隐晦的意义。故事很简单，一个在图书馆工作的男人忽然失踪了，在失踪前没有任何迹象。这个男人很普通，像大街上随便一个骑旧自行车过去的勇人。他妻子，一所民办学校的会计，一个同样普通的女人，她不知道丈夫究竟去哪了，她一直努力寻找他，但未果。她想他，很痛地在夜里想起他，虽然，她也许从没真正懂过这个同床共枕的男人。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真实，尽管它看来荒谬，不合情理，可这确是一种生活真相。人世莫测，如风前灯火，人的本质是孤独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克服的孤独。孤独带来许多解释不了的事。小说中那个男人的内心，亲朋同事走不进，和他朝夕共处的妻子走不进，我也走不进。我不明白他怎么想的，究竟上哪去了，活着还是死了，但我知道他的确就是不见了。世上每天都有人在莫明其妙地消失，退出，原因不详，下落不明，像气泡倏地破灭。小说对我的重要意义好像就是为表达人生那些无法解释，具有多义性、突发性与残酷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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