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小说．影视．文学批评
作者：付艳霞
电影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曾有过十分灿烂辉煌的业绩，当时除了从国外引进的影片外，当时的流行杂志和流行小说也是电影的一个重要题材①。新时期以后，中国电影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影片，而这些影片大多数也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比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伤逝》、《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骆驼祥子》、《芙蓉镇》、《城南旧事》、《人到中年》、《老井》、《黑炮事件》、《孩子王》、《红高粱》等等，至于九十年代以后，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更是不胜枚举，仅就最近一段时间的电影而言，像《周渔的火车》、《绿茶》、《暖》、《玉观音》等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来，可以说电影与小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视剧也成为观众欣赏的一大门类，十分凑巧的是，国内第一部引起轰动的电视剧《渴望》也恰恰是由小说家王朔策划的，之后他的《编辑部的故事》以及由他的作品改编的影视剧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而就笔者最近的调查，各个电视台正在播放的剧目中就有一半以上是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比如根据池莉的《生活秀》、张欣的《谁可相依》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根据凌力的《少年天子》改编的《少年天子（顺治篇）》，根据毕飞宇的《青衣》、阿来的《尘埃落定》、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等等。如此说来，影视与小说的结缘并关系密切是一个久已有之而且并不新鲜的话题，那么何以现在探讨二者的关系及其背后的含蕴变得如此紧迫和必要呢？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作家集群性地向影视转向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当前虽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为影视写作，但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不排斥与影视结盟。无论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还是出于文化上的要求，作家这种选择越来越呈现了主动投诚的势头。其次是当下的小说创作并不尽如人意，虽然每年长篇、短篇出版的数量异常惊人，但并没有多少真正有影响力的作品出现。这其中部分的原因应当“归功于”影视。影视对于作家“一夜成名”般的辅助使得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种时隐时现的功利化、类型化的潮流，探索的激情日益枯竭，而多数小说都在反复吟咏容易被影视青睐的题材，比如婚外恋、商战等等。而残雪等人对于“纯文学”的宣扬和坚持尽管带有对抗改编的意味，但也未尝不包含“爷爷不疼、姥姥不爱”的凄凉，其曲高和寡之状不言自明。第三，在以上两种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商业法则的无处不在。应当说对于商业法则的存在任何拒斥、贬低或者彻底投降、甚至唱赞歌都是于事无补，它仿佛一条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纪律，在不断约束和引领着市场社会下包括影视和小说在内的所有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对于影视与小说的关系而言，以商业法则为准则构成的市民社会是其存在的根源。换句话说，影视只有在成熟的市民社会中才有蓬勃发展的可能，而影视与小说的关系探讨也才有存在的根基。中国建国后直到新时期的历史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客观地说，在这个以商业主义为主导的时代，影视与小说的关系探讨是必然的，也是需要辩证考察的。单纯从小说发展的角度抱怨影视的冲击和负面影响，或单纯从影视的角度对小说进行挑剔都是不恰当的。或许实际的情形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悲观，作为不同的艺术门类和文化传播媒介，小说和影视都不会消亡，只不过在各自寻找到本体特色之前都会经历一个混沌模糊的时期，在文化市场和文化格局都相对稳定之后，二者相互之间有益的借重和区分应当都会得到相对成熟的正视。
然而当下正处在二者寻找本体特色或者说坚持本体特色的混乱期，于是相关争论的盛行也就完全可以理解。在众说纷纭的讨论中，似乎这样一个问题也亟待考虑：为什么通常是小说被改编为影视，而不是相反？偶尔有人尝试，还指责为抄袭，被指责为“原创精神缺乏”②；尽管现在的“影视同期书”现象日益盛行，但也大多是参与影视创作的人执笔，不是由作家改编；而最典型的要数当下的热门影片《手机》，编剧刘震云如果不是一个成熟的小说家也很难在电影之后还写出小说《手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和影视似乎是一种父子关系，有严格的先后顺序，而且在二者的关系中小说具有原发作用，占据主导地位。
实际的情形也是如此，影视从小说的叙述中抽取故事框架，用镜头语言将其具像化，甚至影视还吸收小说的叙述策略，《英雄》的“罗生门式”叙述与李冯小说的叙述时空就非常相似。由此可以说，影视只是印刷版小说的一种更直接、更具像的传播途径，而且在以故事为核心、强调冲突和矛盾的本体特色要求下，影视对小说情节的截取更是一种解读，或者更干脆些说，影视是小说的一种图像化的文学批评。这种批评与用文字写成的批评一样，根据一定的批评原理，在原作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筛选和指认，选取可以表达自己观点的情节、场景和人物，从而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同的是，它用各种声色光电设备的配合、用演员的举手投足、用镜头语言、用“蒙太奇”的表达方式对小说的话语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现和再现。而正如批评家选择一个作品进行评价时总会有一个契合点一样，影视的改编者对小说的选择也往往出于个人风格和艺术感觉的考虑。比如冯小刚改编王朔的小说，二者身上都具备的市民化的“痞”气恐怕是他们艺术沟通的桥梁，而刘震云小说中的后现代氛围也十分契合冯小刚商业片的维度；莫言笔下粗野狂放的浪漫色彩与张艺谋艺术片的追求也是不谋而合；只需看看陈凯歌的《和你在一起》就会了解为什么鬼子的《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儿》会被他看中。有意思的是，无论哪一个导演与小说的作者重新搭配都会变得不可想像。
当然，所有的文学批评都是建立在对文本“误读”的基础上的，影视也不例外。对于影视“误读”问题的关注一般都仅限于名著的改编，比如对《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的改编，还有鲁迅的作品、茅盾的作品、张爱玲的作品以至于现在金庸的作品等都会引起一番争论。而对于流行的小说而言，比如琼瑶的小说、池莉的小说、海岩的小说等则很少出现对于影视改编不当的指责。应当说不是问题不存在，而是在商业运作的指挥棒下人们更多的关注票房和收视率，而很少再有人探讨这样的文学问题。尽管很难将海岩们定位为通常意义上的小说家，因为他们笔下的类型化人物、煽情的语言和矫揉造作的情感表达方式本身就构成了影视满足当下小资情绪的组成部分。但他们的纸质文本在前而影视版在后也确是事实。
尽管由于其消费功能和短期效应很少有批评对其进行正儿八经的讨论，但这的确是一个有关文学的问题。事实证明，无论是严肃文学还是大众文学、通俗文学，都包含着“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规律，也包含着可以反复被解读和改编的可能，因此也就存在着良性误读和偏差比较大的误读等种种情形。正如漂亮的文学批评甚至可以为原作增色一样，良性误读的影视也可以为原小说增色不少。比如万方的《空镜子》原作的语言、叙事时空的安排都不那么尽如人意，但电视剧版的《空镜子》则堪称近年来市民剧的经典之作。类似的例子还有《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少年天子》、《暖》等，撇开票房收视率等不谈，单就对原作美学含蕴的把握而言，这些影视剧都表现不俗。而偏差比较大的误读则往往没能将原作的含蕴表达清楚，比如《青衣》，小说《青衣》是一个中篇小说，南京作家毕飞宇用汁液饱满的语言，用六朝古都熏陶出来的浪漫夹细腻的笔法勾勒了一个女人的性格和命运，写足了女人的心气儿，也写满了女人的悲哀。改编为电视剧以后，女人筱燕秋内心“一个人的战争”更多的变成了与丈夫面瓜为代表的小市民氛围的对抗，令人啼笑皆非，而且为了电视剧篇幅的需要，还加入了许多不必要的婚外恋、老情人、与徒弟春来争风这样的情节，淹没了原作有关女人的所有韵味悠长的感念。而且演员徐帆对于筱燕秋的诠释也总是让人感觉别扭，那样一个心气高傲又充满了弃绝人间烟火般的艺术气质的女人无论如何也难与徐帆挂上钩，至于傅彪演绎的面瓜则除了整天汗流浃背地充当撒娇女人的出气筒之外异常拘谨、毫无建树。所有文字的魅力在一个个落实到具体的影像上的时候变得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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