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赣南大地底层人的传奇
作者：叶晓健
女人本来就要承受比男人更大的生存与精神压力，更何况遭受了意外的变故和打击，然而也唯其磨难方能显出女性的善良、坚忍和聪慧。丧夫、婚变、贫困、迫害……丝毫没有让这些女性变得苍老、衰败、颓废，相反，她们更显示出了女性的美丽和丰韵。这些善良的女人热情地滋养着她们生活的土地和家乡！
三
上面已经涉及，这本集子所展示的男性形象几乎都是自私、狭隘、猥琐、萎缩的，作家的批判意味显而易见。从艺术表现来说，他们都是上述聪慧女性的衬托，通过对男性形象的贬斥，来显现女性形象的高洁。时代社会的惰性往往在男性身上结出苦涩的果实。因为男性是家庭联系社会的通道，社会往往关注男性，而女性的光芒总是被男性所遮蔽，当然女性也接受了男性世界这样一种现实，自己的心灵受到扭曲，比如封闭传统的女性贞节意识，男尊女卑的思想，特殊年代特殊环境的压迫与摧残。以《鹧鸪的歌唱响彻田园》的阿芳婆为例，她不仅要承受女人守寡的煎熬，还要承受一个家的贫寒辛劳，一个村庄的厮杀争斗爱恨情仇，她的挣脱桎梏，愈到年老愈犹豫徘徊，年纪是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几十年社会历史家庭已给予她沉重的心理负荷，社会惰性化成了她心理的惰性。
其实乡间也并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单纯朴实，近代以来，乡村逐渐成为政治军事斗争的跑马场，沈从文《边城》中的古朴淳厚不复存在，丑恶、野蛮、仇恨渗入村庄。猜忌、打击、报复吞噬着人们的善良朴实。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毒害了几代人的心灵。《望户》里的村民们既在嘴巴上夸赞着勤劳致富的张兴桂，又在暗地里偷他家里的柑橘、池鱼；无赖调戏陈已凤导致的风言风语等都让人感到现实的严峻，乡村健康精神的欠缺。花边嫂被划为“黑五类”，所有的脏活累活都压在她的肩膀上，可是并没有谁（包括她家里人）给予同情和呵护。
这在《链条》中对人性的残酷摧残可谓到了极点！“我”，一个基层税务所的普通职员，不到三十岁却是一个老右派，一步一步地被发配到陶坑生产队。在这个人数不多的小村庄，“我”却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住在低矮的猪栏里，背着稻草人在稻田里艰难地莳田，爬行去上工，被迫吃村里人扔过来的死臭的老鼠等动物……人格与尊严全部被剥夺了。而乡村又有多少女性在有形与无形中如“我”一样被剥夺了起码的人格和尊严。作品的深意还在于，没有止于把“我”写成一个蒙冤受害的弱者；“我”尽管弱势，悲惨，但内心对给他带来恶运的单位寄予幻想，千方百计想接近和回到单位。说明右派本身也坚守不住自己的人格。因而作品写出了当时“右派”———普遍社会真实与精神真实。
李伯勇的写作属于现实主义，在好些篇什里，几乎都是第一人称进行叙写，将自己置身于真实的场景、情节、环境中。但他不是那种传统的现实主义，而是经过现代意识的观照；同样是对乡土灵魂的勘探，他就没有停留在故事层面，而是上升到思想精神的高度，他的小说就有了一种厚重而深刻的质地。
他是一个具有浓郁乡土情结的作家，他关注乡土的过去，更关注乡土的现在与将来，于是他的乡土创作就富有现实感和现代感。我觉得，思想、生活和情感的积淀始终先于创作技巧，李伯勇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不同凡俗。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已逝的作家路遥，他用朴实的笔触写出了时代的沧桑变迁，写出了生活的沉重与希望，写出了命运的坎坷曲折，写出了普通百姓丰富深厚的内心世界，写出了平凡人物执著无悔的追求，写出了人性的光芒和色泽。李伯勇的小说有类似之处，朴实而厚重，文化层次不很高的人也能读得懂，而且发出相近的感慨和思考。
他在描写赣南女性形象上不是单面的、简单的，而是复杂的，即是生活化本真化的。赣南客家都有因袭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女性是作为一种依附地位来看待的，所以历来不受重视。表现她们善良的同时又显露其蒙昧的一面，表现觉醒独立的同时又想退缩封闭，表现与命运抗争的坚忍顽强又有对命运的顺从迷信。这不但印证生活的复杂，人的复杂，也印证了一个真正现实主义作家的本色。将笔触真正深入到普通赣南女性的生活和内心世界的作品并不多见，李伯勇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不俗的努力。
它以《恶之花》为书名，和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同名。李伯勇写的是中国乡土的“恶之花”。“恶之花”即“病态之花”。题目即隐含着一种悲剧意味，在“恶”———病态之中，盛开出一朵朵善良的人性与人心之花，在赣南土壤上散发出独有的芬芳，这也正是我们社会历经震荡而不崩溃、继续保持活力的最内在的原因。应该说，写中国农村女性悲剧命运的小说很多，比如鲁迅，比如郁达夫，比如赵树理，比如莫言等等，他们各具特色———都有着不同凡响的震撼力的冲击力；我想李伯勇一开始也许并未有意识地要写出一系列赣南乡土上的悲剧女性形象，是他的长期乡村生活的经历，勤于思索与发现，把感受最深的形之于笔墨。他关注着时代，总是能抓住变化时代中最幽秘的“精神走向”，从这一维度一次次重返乡土，理解乡土，于是就有新的震撼性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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