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赣南大地底层人的传奇
作者：叶晓健
一
读完李伯勇的中篇小说集《恶之花》（作家出版社，2006年），心田涌起一股浓浓的乡愁和感慨。这部中篇集子所录的几个中篇，大都曾在刊物发表过。作家写作的年份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内容串联两个世纪。李伯勇写出了我那么熟悉的赣南客家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伴之以浓郁的生活气息，赣南乡村、小城里的一些普通百姓市民———底层人坎坷的悲怆命运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总是不自觉地由小说里的人物想到身边或者父亲那一辈的赣南父老乡亲，但又似而不是，因为他们身上好像都带有一些传奇色彩。后来我明白了，在我们这些后辈看来，所谓传奇，就是这些人物不平凡的经历。那个年代，几乎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坎坷奇崛的。李伯勇写出了那个时代赣南被侮辱被损害者的生活真实与精神真实。
尤其是李伯勇笔下的女性悲剧命运给我以强烈的震撼与沉痛的思索。
《鹧鸪的歌唱响彻田园》里的阿芳婆，丈夫郑崖清新婚不久就因抓壮丁被逼离家，没几年在战争中“阵亡”，她还不到十八岁就已守寡；《花边嫂子》里的花嫂，被迫嫁给懦弱的残疾人阿金，在勇敢地追求幸福时又遭到了下放知青“我”自私的折磨和逃避；《望户》中作为一个富足之家张兴贵的儿媳妇陈已凤，因未能生育只能在张家任劳任怨，却仍遭冷眼和歧视；《纪念姨娘惠琳》“我”的姨娘惠琳本来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但丈夫外出打工不到两年就和村子里其他的男人一样，变心了，眼看要和她母亲一样以独有的自慰方式度过女人煎熬的日子，又意外地改嫁给了一个虽爱她却染上赌博恶习的个体户，在一次劝阻丈夫戒赌后喝农药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恶之花》更是弥漫着浓郁的传奇色彩，凌大雄是穷凶极恶的匪首，但又是苦竹乡民们心目中的英雄，当他把一个胆怯的报信人阿均挖去双眼后，既鬼使神差地成就了另一个英雄阿均，又给一个善良坚强的女人眉秀带来悲剧的人生和严峻的考验，她成为山里女人的真正英雄和偶像……她们都是农村里勤劳善良美丽的女人，命运却有不同；这些女主人公的命运都历经不算短的年代，也都折射时代的巨大变迁。
李伯勇所着意刻画的是动荡时代山乡底层人的情感史和心灵史，他也就写出了一个真实的赣南。他是个赣南客家灵魂执著的探寻者和书写者。
二
女性的善良也是很多作品表现的一个基本的主题，但如何加以表现却非易事。有的将女性表现得过于完美，有的将女性纯粹置于苦难与悲惨的深渊，这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失真的，而李伯勇首先将所写的人还原为生活中的真实，其真实不但显现在人物性格命运上，也显现在地域和土壤及文化心理的展现上，显得独特、鲜明、传奇。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是赣南乡土女性的艺术概括。
阿芳婆代表着特定时代的悲剧，花嫂代表着一种社会的悲剧，陈已凤代表着家族思想观念的悲剧，惠琳代表着个人性格的悲剧，眉秀代表着一代女人命运的悲剧……然而，这些女性形象都不是悲惨命运消极的承受者，她们以各自的方式进行了有力的抗争，正是在这种抗争中，善良、聪慧、坚贞、趋向独立的品格得到了磨砺，散发着热力和魅力。
与女性形象的高洁聪慧相比，男人们则相形见绌，在很多地方，女性的命运更显出男人的自私、冷酷和猥琐。《鹧鸪的歌唱响彻田园》里的阿岩，当哥哥“遇难”，他虽然深爱着嫂子阿芳，但因为世俗的观念，在阿芳最需要他的时候却冷酷地拒绝。仅仅为了郑家的脸面，既拒绝阿芳对自己的爱意，又阻止任何人来追求阿芳。让一个热血女人在无数个夜晚独自品尝寂寞和孤独。更让人心酸的是：阿岩和枫树湾的村民们将阿芳带领大家建起的仓库、石板桥等造福子孙的设施瓜分得七零八落。这也揭示出了一种当年在“大集体”所掩盖的个体自私的本性，这种“瓜分”行为其实不是针对阿芳，而是对当年人民公社体制的一种发泄，一曲挽歌。当然也是出自农民———人的自私本性，这也说明风行几十年对农村农民的改造模式基本是失效的。
《花边嫂子》里的“我”是一个下乡的知识分子，文革年代父亲被揪，当作牛神鬼蛇来打击，“我”也受株连，遭到猜忌和冷落，瘦弱的肩膀根本担负不起各种沉重的压力，正是花边嫂———一个自己也受尽屈辱但性格倔强的女人，她温暖而有力地帮扶“我”，关心着“我”，体贴着“我”。而“我”自私地享有花边嫂爱情的同时又心怀妒忌、猜疑、畏缩。显示了男人的占有、自私、狭隘和退缩。最后既是“我”的自私狭隘逼走了花边嫂，又是花边嫂的醒悟与独立拯救和解放了自己，结尾令人伤感失落和惆怅，这里显现了下放知青的思想和精神局限（尽管也在乡村受苦），在精神境界上，他们远远比不上山乡女性。
《望户》里的家长张兴桂，靠勤劳致富，但思想观念陈旧，对不能生育的儿媳陈已凤存在着明显的歧视和失望。陈已凤无论怎样吃苦忍让，最后还因为遭受无赖狗条的调戏而受到丈夫的毒打，公公的呵斥，差点断送性命。幸好有些文化的二媳妇肖淑芸帮她还原了清白。最后陈已凤勇敢地提出分家独过，肖淑芸也提出要到街上自己做生意，老三又倒插门给了一个城里的寡妇。一个望族大家庭就这样在女人的觉醒与走向独立中解体了，给人以悲喜交加的感慨。这也说明改革开放———中国融入世界———所必然带来人的解放的深刻性与生活的不可逆转性。
《幸运之手》里的蔡生民是上世纪６０年代大学生，竟然连看图书馆、守大门等最简单的事也做不好，但是他依然被当作人才供奉起来。此人又胆小如鼠，别人挨斗他倒先被吓得尿湿裤子，活像《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别里科夫。妻子陈六妹被搁置在家，一年半载难得回家一次。但她性格正好相反：热情、大方、开朗、利索。她看透了蔡生民的懦弱无能，在乡下寻得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与幸福，乡亲都默许了并且通达理解。作品揭示了蔡生民懦弱萎缩的历史和心理成因，正是长期的政治运动（文革达到了极端）使他心揣恐惧，一生碌碌无为。他却因有大学文凭而受到新时代的青睐，也说明当时只问文凭不问真才实学的社会风气大行其道。
《纪念姨娘惠琳》里惠琳的前夫和后夫虽性格生活方式不同，但有一点却有惊人的相似：责任感薄弱，与惠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惠琳在丈夫连续两年未回依然把一个家操持得井井有条，就是丈夫另觅新欢抛妻弃子后，她也平静安稳地守护着已不属于自己的家园，直到一直暗中偷窥自己在碧潭洗浴的张祖宏的出现，打乱了她的生活节奏。张祖宏是一个粗放式的个体户，外刚内柔，但沉迷赌博，充满匪气，并且严重地损害了惠琳的自尊。惠琳的死亡不仅仅是她性格悍烈的悲剧，也表达了一种美好善良愿望的殒落。
《恶之花》里的阿均被土匪头子凌大雄挖去了双眼。在自己最为落难甚至失去了男人性能力的时候，妻子眉秀默默地忍受所有的煎熬，悉心地照料着眼瞎而脾气反复无常的丈夫。然而就在阿均时来运转被看作英雄意气风发的时候，眉秀却提出离婚，去追随了已下台的曹局长。这正显现了眉秀的至性人情、侠义心肠。正如她在离开阿均时所说的那样：“我伺候你几年，仁义都尽了，我该做自己的事了……我为自己嫁与你付出了代价，我甘愿的，我对得住你，我日子还长，我得为我自己操心，为自己闯荡，我不怕命苦………我劝你几句，人顺还是逆，还得讲良心，莫图一时痛快，只知溜顺篙，子孙会蠢的，别荒废了做篾，人有门手艺心里就踏实，我绝不是嫌弃你的眼瞎！”这里我们倒感受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的清新气息，眉秀产生了新的追求，她的追求不是权势，依然是有人格良知的男人。阿均受难前后，身上保持了这种普通人的优良品质，但他开始被动、后来主动参与政治（做报告，以政治光环显耀），为了政治的需要，竟揭露批判说了错话的岳父，他名义上是大英雄，心灵却产生了病变，这正是眉秀决定离开他的深层原因，这也突显了眉秀的生命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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