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天使、圣母、老妪
作者：赵郁秀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年近18岁的文学女青年屠玘华（梅志原名）由江西到上海读高中时，便同左翼作家联盟有了联系，有幸得到过鲁迅、冯雪峰等大家的教诲。1934年，20岁的她开始在上海《自由谈》等报刊发表《牺牲者》、《受伤之夜》等小说、散文。抗战爆发后，在颠沛流离中，她深深思念为方便抗日救亡工作而割爱留在上海的不满两岁的幼女，提笔写出了近百行的童话长诗《小面人求仙记》。题记中特别道出：“给———远离了我的小女儿和一切远离父母亲的孩子。”她以鲜活的“小面人”艺术形象，以一个母亲的真情呼唤和平，向侵略者发出停止残杀的呐喊，激励青少年们不屈奴役，奋起抗争，保卫家园。
同时她更付诸行动，全力协助丈夫胡风办好鲁迅先生亲书刊名的抗战文艺刊物《七月》和《希望》及丛书，热心团结、扶持了大批文学新人，形成了响当当的“七月派”，实现了鲁迅先生的遗愿。
抗战胜利后，梅志在抗战大后方重庆，满怀激愤连续写出了《元宵节的夜晚》、《张天师的同学和水鬼》等揭露控诉反动派在内战中横行霸道的童话。这些作品体现了胡风先生于1935年在《关于儿童文学》一文中提倡的现实主义传统，注重对“社会的批判”，使小读者“养成了对黑暗和丑恶的憎恨”；更注重浪漫主义笔法，使小读者“扩大想象力的界限，养成了对人生的热爱和勇气”。胡风对梅志的儿童文学创作一直像对心爱的小妹妹一样关怀、鼓励、支持。在炼狱的日子里，胡风不失诗人气质，常为家人默吟，在赠梅志的《长恨歌》一诗中云：“度穷操教职，见幼似逢春……神话还童话，先修不老心。”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梅志独自在上海（胡风在香港），展望即将迎来的胜利曙光，她心潮涌动，创作了长篇童话诗《小红帽脱险记》，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国大典那天的《人民日报》开始连载，广播电台连播。以后，被改编成童话剧，还出版了连环画册。梅志笔下这个敢于同“山妖”拼搏、智斗，敢于追求光明，“要去造一座大花园，去造一座大彩桥”的勇敢、快乐的“小红帽”，一时间成为新中国小读者心中的偶像。随之，她又连续写出了童话诗《小青蛙奋斗记》、“小三子”系列和《王有富和小黑腿》等各种不同体裁和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
正当她洋溢着旺盛的写作热情，要为新国家的儿童文学园地多多栽花育果之时，1952年末的一个夜晚，她心爱的丈夫胡风赠给她一首题为《我等着你》的长诗，其中有“在天昏地暗的日子/我们在这条路上走过/在受难者中间，我们的心正在滴血/当我的血快要滴干了/我吸进了你的血温/我吸进了你的呼吸/我又长出了赶路的力气……”的语句。不知胡风有什么不测预感，还是宿命或巧合，不出两年，他们真的成了新中国最大的“受难者”。1955年5月，反胡风运动席卷全国，他们夫妇先后被捕入狱。前六年，他们被分别关押，互无信息，生死未卜。以后梅志又作为“伴囚”，随胡风被送至四川的一个劳改农场。直到1979年1月，他们才互相搀扶着走出铁门高墙。在这与世隔绝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他们真的“血快要滴干了”。是梅志这一温柔似水的江南女子，以似钢的意志，不屈的腰身，妻子的挚爱，给丈夫以“血温”，以“呼吸”。在她的细心照料和多方鼓励下，身躯高大、持有“主观战斗精神”的胡风在多次生命垂危之际，都被她从死神手中拉回。出狱后，短短六年时间里，78岁高龄的胡风支撑着病体，在梅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下，奉献出五六十万字的珍贵的文史资料书稿。业内人士一致称赞，没有梅志绝没有胡风，更没有他在短暂的幸福晚年所作出的可贵奉献。聂绀弩称梅志为“天使”、“圣母”。而梅志在她历尽坎坷、始终心态平静地活到90高龄，将与世长辞之前，自述：“我是一位平庸的老妪，仅比一般人多受了一点苦难，也就多知道一点为人之不易，我也是尽自己的一点能力，不伤害生灵，不哗众取宠，老老实实做人而已。”
当研究胡风的学者们同晚年的梅志相谈，或望着她的遗像时，均称赞她“典雅的气质和风度”和“内在的美”。
确实，梅志从内到外都天使般美丽。这是半个世纪前，我同梅志相识时的第一印象。
50年代初，我在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二期），胡风第一次来为我们讲课，随他身后走进课堂的是一位身材苗条、文雅美貌的年轻女性。胡风走上讲台，她轻手轻脚靠墙边坐下，静静听讲，不时速记。课间休息时，听同学悄声议论，方知这是胡风的夫人梅志。当时我全然不知她还是“左联”老战士，只觉得这一位无任何修饰的大约30岁的女人是那样端庄俊秀，蓝色列宁装，齐耳短发，颜面白皙，两眼黑亮，睫毛长长，静心听讲时好像一座美人雕像。胡风的课程讲完，有时她一人还来旁听，悄悄坐在我靠边的座位旁（那时我是最年轻的女学员，将课堂的中心座位总是让给手端茶杯、身穿黄呢军衣、校级军官的学长们）。她有时微笑着借我手中的讲义看看。从她的柔声细语中，我判定她是江南秀女，也判定她不是专来为丈夫讲课记录，而是来旁听学习的。她每次静静地来去，都惹起同学们的注视。那时同学中曾流传这样一句歇后语，如称赞何事极佳极绝，便说“胡风的老婆———没治（梅志）了”。1955年春，在梅志早已不来听课的一年之后，我们每个同学都收到所方发给的一份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停课阅读，讨论批判。不久，宣布我们三年的学制缩短，提前一年毕业，返回各地参加反胡风运动。同学们恋恋不舍，无奈告别，各奔东西，经历不测风雨去了。
不觉30年的酸甜苦辣过去，我从农村劳动改造回归辽宁省作协，创办《文学少年》杂志。1995年暑假，率领小读者、小作者去北戴河举办文学夏令营。冒昧跑到中国作协在北戴河的“创作之家”，看是否有名家来此，欲借花献佛，给小读者以更深层指导。在登记册上发现了李纳、梅志的名字。李纳是文研所一期同学。我喜出望外，立即扣门拜访，两位大姐还保持着30多年前的风韵，李纳略略发胖，眼镜深度更甚。而梅志除黑发已有花白，腰身还是那样匀称矫健，步履轻盈，虽不再是亭亭玉立，却也挺拔潇洒。我知道，同她患难与共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艰难路程的亲人胡风已于1985年谢世。我也读过她出版的《往事如烟》、《伴囚记》等，那真是以血和泪写就的不堪回首、撼人心灵的历史记录。但她常以胡风说的“仁爱的胸怀”，及鲁迅和许广平给她的硬骨头精神自励，坚信历史定会给予公平答案。当胡风被折磨得瘦骨嶙峋、精神错乱时，有关方面调她以“伴囚”的身份随同胡风去往四川一农场劳改，她强忍屈辱，劝慰时有绝望的胡风。她常对胡风说：“过去你常叫我坚强，现在可该我说你了，你要知道，这可是一场生命竞赛啊，咱一定要活着出去！”两位孤身老人相濡以沫，坚持操守。“文革”风暴开始，文艺“黑帮”头头周扬被揪出示众，管教人员奉命要胡风揭发周扬，将功赎罪。因为当年他的《三十万言书》中，主要意见是对着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工作，“反对周扬就是反党”，这是当时文艺界时兴的一句话。这时，梅志暗示他“不知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胡风在交代材料里则写，揪出周扬“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整个文化界的问题，必须展开自由广泛讨论”，“我不会见风使舵赶时髦”。梅志则暗中赋诗：“山山山山/重重叠叠的山，大山小山压双肩/躲着它/双腿打颤/别屈膝，别倒下，腰不弯……”
在北戴河，梅志老人同我们夏令营的营员们座谈、合影，随孩子们上山下坡，总是谈笑风生，腰板挺直，大家一致称赞她人老心少，身板硬朗。她抚摩着少先队员们为她戴上的红领巾，兴奋地说：“我多想再为你们讲几个故事，唱几首歌啊！”以后她真的答应了我们《文学少年》的约稿，为我们写了一篇回忆鲁迅和许广平先生如何关怀她及她的孩子、题为《鲁迅和孩子》的稿件，刊发于《文学少年》1998年4期头题。关于这件事情的由来在《胡风回忆录》中也有真切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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