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断裂与重构：新生代散文的话语转换
作者：刘 畅 孙 科
在当代多元的文学格局中，新生代散文的出现仿佛是润物无声的细雨般，不知不觉地走进读者的视野中。当代文学史上的“新生代”，通常是指20世纪60年代出生、80年代中期走上文坛的作家群，他们的成长与中国社会的转型保持着大致的同步，是“文革”之后新的一代人。新生代散文的命名来自于老愚，他借用了诗人牛汉对新生代诗人的称谓，把1985年以后出现的青年散文作者命名为“散文新生代”，并选编出版了《上升———当代中国大陆新生代散文选》，此后新生代散文成为当代散文的一支生力军。
有必要厘清的是新生代散文与“新散文”的概念范畴，前者以年龄和成长背景为划分的依据，又被称为新艺术散文或新潮散文，后者所指的是1998年由《大家》杂志首先命名的一次革命性的散文运动。事实上，由于“新散文”这一名称的含糊性，作为与传统散文颠覆者的新生代散文完全可以被纳入新散文的庞大框架内，并且二者的作家群大体上保持一致，新散文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从创作风格、写作背景等方面都被划入了新生代散文的写作群体中。
一、断裂：主体意识的扩张与规范的缺席
新生代散文的产生，是复杂语境下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文化层面上理解这一文学现象，已有研究者论及新生代散文蕴涵的青年文化或青年意识，指出了它是对社会文化整体性约束的反抗。确实如此，借助于欧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它视作是对于主流话语的仪式上的抵抗，通过建立标志其群体身份的形式特征（革命性的文本实践）分享主流文化的地位。
这种抵抗，意味着对主流文化的文学表现形式的否定，它归根结底来自于主体意识的觉醒。这种主体意识，简言之，就是新生代作家所追求的精神独立性和心灵的自由化。在他们的创作中，“自由”和“个性”是不可缺少的元素，相较而言，主题和素材退居文本构成的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人生命体验尤其是自我独特感知的高扬———趋向作者内心成为新生代散文写作的首要原则。
在主体意识的形成中，我相信，8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是一个在长期封闭后面对浮华的景象茫然无措而又心向往之的年代，成长中的少年在传统与现代文化模式的相互纠缠中，小心翼翼地触碰着新的事物，以好奇的眼睛打量周遭渐渐陌生的环境，他们成为了发现“自己”的一代，并在整个社会的转型中经历价值观念的更替、置换。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这一时间跨度所指向的是青春期的情感体验———它涉及到少年对性别、身体的朦胧的发现，在儿童与成人两种视角的转换中惶惑、迷茫的心理经验———我们可以从周晓枫近乎放肆地对女性身体和性爱的展示中（《你的身体是个仙境》）看到新生代作家对于个人成长细腻、率真的玩味。而这种对青春的留恋常常又伴随着现实生活的扃困：在物质化的表象中失去了精神归属而不得不从对故乡和青春的记忆中寻找心灵的原初状态。
于是，“自然”变成他们心灵的寄寓，在喧嚣、躁动的现代生存困境下，人们试图通过对自然生态的描述，在自然与个体生命之间寻找精神的安宁和灵魂的栖居，将自然看作是自我慰藉的精神家园。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展现了在大自然中生命的自在状态，王开林的《远方的岛》则在纯净空灵的意境内抒写了心灵的自足和恬静。他们用诗意构造了一个充满自我意绪的自然，在这一过程中，大千世界与生命形态都成为作者心灵的外化，这已经不再是客观的摹写，而呈现为主体意识对于客观事物的改造。
主体意识的强化使写作观念发生了变化，作为对象存在的事件和场景成为作者主观的对应物，从个人体验出发的想象与虚构象征性地构造了情绪化、感觉化的叙述客体：以历史题材为例，它由叙述的对象变成提取作者情思的场景与物象，被转变为一种跳跃性和片断化的展示，故事的成分被剔除，作者看重的是对于历史的个人体验，正如张锐锋的《古战场》，以古战场为媒介将历史及个人的情感经验结合在一起，以主体的认知和体悟代入不同时空，造成文本厚重的情感氛围，而弱化了对历史事件本身的叙述和评判。
正是由于新生代散文话语转向了关注作者的内心，在这样一种凸现心绪的写作中，旧的文本规范必然在它的面前解体———它用内向化的言说方式重新建构文本的内在逻辑，通过文体的转换实现心灵的延展和外露，个体的声音因此得到最大限度的强化，“自由”成为新生代散文话语的主要标志之一———这种个性化的写作最终指向的是自我的真实展现。然而，问题由此而生：新生代散文的界限在哪里？
在很大程度上，“自由”的写作也意味着规范的缺席。一方面，“十七年”以来集体话语对散文个性的压制使这种文体的发展陷入了窘境，一体化的文学机制和意识形态化的文本规范将散文灵动、真切的特质逐渐抽离，代之以直观、浅白而夸张的抒情，虽然其中不乏具有文学史价值的作品，但从总体上看，平面、逼仄的创作态势实际上中断了中国现代散文的流变进程。新时期的散文创作是在力图消除这一规范的基础上产生的，尤其是新生代散文，它对个性、情感体验的“现场”感以及话语的个人化、陌生化等写作观念与实践的追求，完全脱离了政治抒情、趋同的话语体系等制约散文独立性的定规。（在一些新生代散文家看来，即使是新时期的散文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规范约束）因此，可以说，对新生代散文而言，它的唯一规范就是无规范。
但是，另一方面，无规范的极端是恣肆和任性，对于“自由”写作和“个性”的过分沉迷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新生代散文无法回避的硬伤。它的缺失就在于：作者常常陷入对琐碎事物的描述和日常生活碎片化的感知中，缺少精神的拔高和人格力量的凸现，同时以情绪的流动结构篇章以及刻意追求语言的怪异，也极易造成话语的晦涩和随意。从这一角度看，新生代散文过多地纠缠于个人的零散体验，缺少厚重而富于思想深度的作品，并且，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对个人体验的痴迷事实上催生了新的趋同现象，例如青春期的情感经历或城市漂泊生活的感悟，屡屡见诸新生代作家的创作中。所以，有论者指出：“自由一方面为散文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另一方面，由于片面地理解自由，从而导致了滥用自由的不良创作倾向。”“散文家不能一味沉溺于自娱自乐的‘个人情感’之中，而应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价值信念。”①
二、重构：“真实”的复位
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文学潮流，新生代散文的出现是对文学一体化时期散文逐渐僵化、封闭的观念与创作实践的反拨。以杨朔为代表的“十七年”抒情散文，将模式化和观念化的倾向发挥到了极致，作者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审美让位于政治，语体上出现了普遍的趋同现象，从而导致文本阅读趣味的弱化和个性的隐退。即使是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散文、学者散文，虽然不乏对中国文化深入而独特的审视，但同样也常常存在着作者的自我卖弄和堆砌典故。
在这种情况下，散文的个性何在？它要表达什么？它应该如何表达？这成为新时期散文写作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于新生代散文而言，这意味着新的文本范式的建立，换言之，新生代散文转向了自由、多样的个人化写作。
如果我们把散文看作是一种侧重于记述真实事件和真情实感的文学样式，那么“真实”理所当然地成为散文这一文体不可或缺的规定性。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什么是真实？对于新时期之前的散文而言，这或许并不算是一个问题，但是当读者厌倦了“事—情—理”的如实叙写，当时代的丰富性造成了个人情感体验的复杂和含混时，散文的写作观念也就随之发生了变革。在新生代作家看来，“十七年”以来的散文在体制的规约下将真实片面地理解为记叙的真实，并且常常丧失这种真实性，更不必说个人立场与心灵的率真表露。因此，“真实”，在新生代散文的文本实践中，所指的并不是细节的还原，而是主体心灵和精神的真实，由此个人体验的“现场”感取代了生活的真实感，占据了话语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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